“五一三”事件中的肖华
1967年是一个多事之秋。那年1月，爆发了上海“一月风暴”，2月迎来了“二月逆流”，五一节后又发生了“五一三”事件，7月更出了“七二○”事件。
“五一三”事件说起来其实比较简单，就是军内的两大派在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25周年的献礼演出中发生矛盾，进而演化成武斗的一起政治事件。
周恩来要求搞两大派的联合演出，借此消除派性。根据周恩来的指示，肖华决定让这些派别一起于1967年5月13日晚上七时在北京展览馆剧场搞出一台节目来。通知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和其他派别时，大家都没有异议。谁知下午三时，吴法宪首先给肖华办公室打来电话，说空军方面准备不充分，不准备演出了。接着，李作鹏也来电话说他们那边也变卦了。肖华这才感觉事态有些不对头，但他怎么也没料到大规模的武斗已经一触即发。
晚上，肖华在人民大会堂汇报工作时，“五一三”事件发生。肖华马上赶往现场，首先责备军队方面：“不要乱了，我们是人民的军队，是保护人民群众的，不该发生眼前这样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肖云《我的母亲——长征中最小的女红军》）肖云回忆说，肖华那时着重批评的是部队，事态得以暂时平息。但叶群知道“五一三”事件以后，第一时间里骂道：“这些混帐王八蛋，竟敢在太岁头上动土？他们打我一耳光，我要还他们三下。”事件发生的第二天，“声讨”肖华的大字报立刻上了街，有的直接贴到了天安门。总政内部也被煽动起来，罗织了500多条罪名，大字报2000多张。
多年以后，肖华之子肖云回忆道：“父亲全面主持。工作如山，却又被揪来揪去。眼看军队正常工作要陷于瘫痪，父亲多次要求向林彪汇报自己的处境，均遭拒绝。”而此前公开称赞肖华是最好的一位总政主任的叶群此刻却说：“首长故意晾那个姓肖的，让他在火上煎着，总政的事，全军文革的事，他都得顶着，哪一头出了问题，都跑不了他。”（肖云《我的母亲——长征中最小的女红军》）
“五一三”事件后，肖华希望得到林彪的理解和支持。然而，当肖华赶到人民大会堂准备面见林彪、叶群时，叶群却派秘书挡驾。肖华五内俱焚，情急之下对林办秘书张云生大吐苦水。他说：“我不愿意打扰林副主席，叶主任很忙，我也不容易见到她……我再不能工作，总政就要瘫痪了，我跟毛主席、林副主席干革命这么多年，眼看着因总政不力而使全军工作受损失，将来怎么交代啊？”（张云生《毛家湾纪实——林彪秘书回忆录》，春秋出版社1988年版）张云生把肖华的“诉苦”报告给叶群以后，叶群明确交待：“关于肖华的事，首长和我的态度一致。”
“五一三”事件不仅成为林彪、江青两个集团进一步瓜分大权的合作基础，也是林彪系统大打翻身仗的一个转折点。1969年，林彪告诫黄吴李邱“四大金刚”说：“军队的权力就集中在你们几个人身上”，“不要把权交给别人”。（高皋、严家其《文化大革命十年史》，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1967年“七一”前夕，林彪表态不准肖华出席军内两大派联合演出的晚会，而他自己却兴致大发地去看了演出，表明了自己的态度。从此，肖华从政治舞台上消失，日子越发难过起来。邱会作把批斗总政的小组完全公开化、合法化，到处搜集整肖华的材料。1967年8月11日，在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的操纵和叶群幕后支持下，造反派冲进总政大院，贴出“肖华是党内军内最大的走资派”的大字报，这一天被称为“八一一炮打”。
1968年10月，总政治部实行军管，肖华随即被秘密关押在离总政不远的小院里，神秘地“失踪”了7年。直到1974年，他才被毛泽东批准参加建国25周年的国庆观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