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银禄：“倒周”风波
外交部有一份临时通报情况的刊物《新情况》。1973年《新情况》153期惹出了一场风波。
那年6月，苏联共产党总书记勃列日涅夫访问美国，同美国总统尼克松举行了会谈，并签订了一系列合作协定。
按照周总理的指示，6月16日，外交部美大司美国处副处长张再写了一篇分析文章《对尼克松—勃列日涅夫会谈的初步看法》，发表在《新情况》153期上。文章指出，美苏这次会谈的“欺骗性更大，美苏主宰世界的气氛更浓”。
7月3日，周总理从王海容处得知毛主席批评了这篇文章，当即致信外交部负责人，要求撤回该期《新情况》。4日，毛主席约张春桥、王洪文等人谈话，再次点名批评外交部：“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此调不改正，势必出修正。将来搞修正主义莫说我事先没讲。”
当年11月底到12月初，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批评周总理所犯错误。“四人帮”借机对周总理发难，无限上纲上线。
1973年11月10日至14日，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再次访华，这是他短短两年时间里第6次访华。周总理多次与基辛格举行会谈。
基辛格访华的第三天，毛主席会见了他。会谈时基辛格说：“我已公开对你们总理和大使讲过，我认为他们（指苏联）特别要摧毁你们的核能力。”“我们已经决定不允许中国的安全遭到破坏。”
毛主席说：“它那个野心跟它的能力是矛盾的。”按主席的理解，基辛格这番话的用意是：如果苏联要进攻中国，美国愿意给中国以帮助，而不是美国深感苏联对它的压力，需要求助于中国。这也使毛主席感到不快。求助于人与让人求助，是不一样的。毛主席一贯对敌人强势，他要的是后者，而非前者。
11月14日凌晨，周总理和叶剑英同基辛格举行了第四次正式会谈，商定了“会谈公报”的措辞。结束会谈前，基辛格试探性地问道：“如果苏联准备对中国的核设施进行外科手术加以摧毁的行动，中国需要美国做些什么？”周总理说：“我们还要考虑，我们要报告毛主席，一切由毛主席决定。”
至此，会谈结束。14日《中美公报》发表，15日上午基辛格将离华回国。就在他要离开中国前几小时，突然提出要拜见周总理。得到消息。周总理马上打电话请示毛主席，是否可以进行这次会谈？反馈的答复是：“主席才睡，服了几次安眠药才睡着的，现在说什么也不能叫醒主席。”周总理深知毛主席的身体状况，无奈，决定和叶剑英一起会见基辛格。会谈时，基辛格再次提出前述那个问题。周总理按照原定的会谈口径回答：“此事需要进一步考虑，等以后再说”，并强调一切需要请示毛主席再作决定。
上午，周总理到毛主席住处，汇报会见的情况，毛主席听了汇报后，也没有提出什么不妥。可是第二天周总理就得到消息，外交部有人在毛主席处说他对外谈话说错了话，接着江青一伙进一步上纲上线，说周总理自作主张接待基辛格，这不符合外交原则，再说接待计划中也没有基辛格回拜周总理这项活动，而且总理对基辛格说了“谢谢”之类“投降性的软骨头话”。
毛主席本来就对基辛格“求助”提议不快，再听说周总理私见基辛格，更加不快，于是大发雷霆：这次中美会谈公报并不怎样，有人要借我们一把伞，我们就是不要这把伞，这是一把核保护伞。他严厉地说：“谁要搞修正主义，那就要批呢！”于是11月17日，周总理和外交部负责人及其他有关人员应召到毛主席处开会，会上，毛主席对这次中美会谈提出批评意见，他说：“对美国要注意，搞斗争的时候容易‘左，搞联合的时候容易‘右。”他提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他的意见，批评周总理在外交路线上的“右倾投降主义”以及叶剑英同美国军方人员会谈的“右倾软弱”。
当天晚上，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周总理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传达毛主席对于这次中美会谈的批评意见，并介绍了同基辛格会谈的情况。
会上，江青自以为“倒周”时机已到，攻击周总理是“右倾投降主义”。姚文元攻击周总理这次中美会谈是“丧权辱国”“投降主义”，是“第十一次路线斗争”。周总理忍无可忍，当场予以驳斥。
后来，听了江青等人的“谗言”，领袖进一步指示，由王洪文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批评周总理、叶剑英的“右倾错误”。会议从11月21日至12月初，持续开了十几天，多次对周总理进行批评，周总理多次检讨都“过不了关”。他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不见客，不开会，不化疗，不按时吃饭，一向注意仪表的他，拒绝刮胡子，日夜趴在桌子上写了撕，撕了写，写了又撕。因为老低头写字，他的眼睛肿了，脸肿了。坐多了，腿和脚也肿了。
高振普在他的《周恩来卫士回忆录》一书中说：“为保密，会议场内的服务员只指定两人，其他人打下手，在场外等候。其中一位服务员进去送水，听到他们在指名批评周总理，她惊呆了，把几杯水倒翻在地，哭着跑了出来。以后再也没让这位服务员进去，连打下手也没她的份了。”“会议的特殊性，把我们提醒总理休息、及时送饭、及时送药的三项服务任务缩短为一项，只剩下及时送药了。有一次，我把药交给服务员，让她送给总理吃。她还给我空瓶时，避开我的目光，低着头跑进服务间。我觉得不对，紧步跟了过去，看她用手绢擦眼泪，她转身看到我，就止不住地哭出声来，对我说：‘他们还在批评总理。接着愤愤地说：‘他妈的，我不干了。”“我按捺不住难过的心情，强忍住要滚出的眼泪，压低嗓音，对她说：‘别哭了，别哭了！别叫别人看见了。看实在止不住哭声，我就把她让进了隔壁的福建厅，‘你就在这里哭一会儿吧，有事我来叫你。”
江青一伙批评周总理，是想捞一把政治资本。
主席直接踩“急刹车”
到了周总理十分艰难的时候，毛主席发现江青一伙要“倒周”的真正意图。因为江青一伙提出所谓“第十一次路线斗争”，让他感到不安了。他们要把周总理打进王明、张国焘、林彪等人的另册。这不是毛主席的初衷和本意。他对周总理的方针是“批评一下可以，打倒不行”。周总理如果再不回到总理的岗位上来，全党、全国政治、经济、日常工作就会乱套。
毛主席12月9日会见来访的外宾以后，对周总理说：“总理啊，你挨整了，听说他们整得不亦乐乎啊。”
毛主席在当天就找会议主持人王洪文谈话：“这次会开得很好……就是有人讲错了两句话，一个是讲‘十一次路线斗争，不应该那么讲，实际上也不是；一个是讲总理‘迫不及待。不是总理迫不及待，江青自己才是迫不及待！”（《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版）
很显然，毛主席对批评周总理的问题，踩了急刹车，下了死命令——此事到此为止。
请看《周恩来卫士回忆录》中的几段话：“会议不停地开，会场内的气氛变得更紧张了，有时一次会进行七八个小时。我们等在外边更是坐立不安。”
“持续了几天的会，今天照例是晚8时开始，出乎意料的是，会议只进行了三个多小时就散了。这次总理不是第一个出来。先出来的是那些部长们，他们哭丧的面孔不见了，脸上露出了笑容，看到我就主动打招呼，问一声：‘你好吗？这一声‘好，问得我心里顿时暖乎乎的，我猜想这会大概快结了……外交部副部长王海容更加直率地对我说：‘你又可以吃宴会了。她以此向我透露总理又可以见外宾了。我一直提到嗓子眼的心落下来了。”
对于这么长时间的批评会、这么大的委屈，周总理后来并没有指名道姓地怨谁。为了顾全大局，他再一次忍辱负重、委曲求全。
注：杨银禄，江青第二任秘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