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河南一位女医生发现血样异常，第一时间向单位汇报，但却无人理会，无奈之

1991年，河南一位女医生发现血样异常，第一时间向单位汇报，但却无人理会，无奈之下，她直接向中央卫生部上报，凭借她的坚持，挽救了数十万人的生命，她却因此被开除公职，最终被迫离开祖国，远走他乡。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中原大地笼罩在躁动的经济转型浪潮中。河南农村的土墙根下，三三两两的农民蹲在阳光里搓着开裂的手掌。 那时候地里刨食实在艰难，不知哪个机灵鬼发现了来钱快的门道——卖血。 消息像野火般蔓延，村头巷尾的土墙上刷着鲜红的标语：“胳膊一伸露出青筋，攥紧拳头五十大元”。这可比种庄稼来钱快多了，十里八乡的男女老少撸起袖子就往采血站跑。 周口卫生局的化验员王淑平每天对着显微镜，总能看到些蹊跷事。那年头采血站比雨后春笋冒得还快，有些私人血站连消毒酒精都舍不得用。 1991年深秋，她记得特别清楚，那天来了个走路打晃的中年汉子，胳膊上密密麻麻的针眼像筛子眼。 量体温时水银柱蹭蹭往上窜，可这人非说自己就是着了凉。王淑平心里咯噔一下，偷偷把血样藏进白大褂口袋。 夜里值班室亮着惨白的灯，王淑平把血样分成好几份。试管架上的玻璃管叮当作响，她的手直打哆嗦。 果不其然，试纸上慢慢显出两道红杠——这可是要命的艾滋病病毒。更吓人的是，顺着这根线头往深里查，发现这人半年跑了四个血站，共用针头的少说上百号人。 她连夜写报告，第二天大清早就往领导办公室送，可材料在桌角摞了半个月愣是没人翻开。 眼看着村里咳嗽发烧的人越来越多，王淑平急得嘴上起燎泡。她把自己攒着买电视机的钱全掏出来，东拼西凑弄了个简易化验室。 四百多份血样查下来，六十几份都带着要命的病毒。有个血头子最邪乎，带着艾滋病毒辗转八个血站，针头在开水里涮涮就敢给下个人扎。这些要命的数据装在牛皮纸袋里，从县里送到市里，最后又原封不动退回来。 1994年开春，王淑平揣着血样坐绿皮火车进京。在北京防疫站门口蹲了三天，终于遇见个戴眼镜的老专家。 这人就是后来鼎鼎大名的曾毅教授，他拿着检测报告的手直抖：“十三个确定阳性，三个存疑，这要出大事啊！”半个月后，中央下来的红头文件直接拍到省卫生厅，全省三十多家血站一夜之间全贴了封条。 这事本该记王淑平头功，可现实总爱跟人拧着来。那些断了财路的血头子恨她入骨，深更半夜往她家院子里扔死耗子。 丈夫在单位天天挨白眼，回家摔锅砸碗闹离婚。最寒心的是领导在会上拍桌子，说她给家乡抹黑。熬到1997年，这个倔脾气的女医生揣着离婚证去了美国，临走前把攒了七年的工作笔记全烧了。 二十年后，村口老槐树底下晒太阳的老汉们还记得，当年县里来人挨家挨户发药片，说是能治怪病。他们不晓得，要不是那个较真的女医生，半个河南都得遭殃。 如今高速路边的采血车亮着红十字，穿白大褂的护士每次都换新针头。偶尔有老人念叨，当年要是有这规矩，村东头老赵家五个儿子也不至于全走光了。 王淑平在大洋彼岸改了名字叫“阳光”，可终究没等到雾散云开那天。2019年秋天，她倒在实验室的显微镜前，手里还攥着泛黄的老照片——那是周口卫生局斑驳的红砖楼。 国内媒体报道她去世的消息，用的还是“某旅美华裔学者”这样的称呼。倒是河南老家的年轻人刷手机时，偶尔会在犄角旮旯的帖子里看见她的故事，评论区总有人问：“这大姐说的真的假的？” 黄河水裹着泥沙年复一年往东流，岸边的麦子青了又黄。那些惊心动魄的往事，终究和化验单上的墨迹一样，慢慢褪色成老辈人口中的传说。 只有疾控中心的档案柜里，整整齐齐码着带编号的血样袋，沉默地见证过那个混乱而疼痛的年代。 （信息来源：南方都市报2005.12.16河南发现艾滋病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