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北京西交民巷的刑场上，34岁的张挹兰对着枪口说了人生的最后一句话，当时的警察局值班记录本上记着这个场景，现在还能在北京档案馆里翻到那本发黄的本子，本子上用毛笔歪歪扭扭写着：姓张的女人临死前很平静，说要跟着李大钊先生走。 张挹兰是湖南醴陵人，1893年出生在读书人家，她前半辈子过得跟普通旧式妇女没啥两样，直到1919年春天变了天，那年她刚埋了没活过周岁的小儿子，转头就把长到腰的头发剪了，揣着本《新青年》杂志往北京跑。 这事儿还被老家人写进地方杂志里，说她剪了头发换了衣裳，背着书箱去北方闯荡，根据查到的资料说现在北大老档案能查到，那年偷偷溜进学校听课的女生总共才9个，里头就有她。 那时候北京冬天冷得要命，张挹兰和几个女同学挤在北大地窖里，当时她们盖的薄被子根本不顶用，实在困得不行了就往眼皮上抹辣椒水。 这事当年还被人写信登在北大学校报纸上，李大钊给她们讲妇女解放的课，现在北大图书馆还存着他当时的手写讲义，边上还留着张挎兰用钢笔写的名字。 到了1926年冬天，张挹兰在报子胡同开了个《妇女之友》杂志社，前些年北京拆老房子的时候，工人们从门框缝里抠出来半张创刊号的纸，上头印着我们要扯碎裹脚布，更要砸碎老思想的大字。 当年在纺织厂干活的老女工赵秀英回忆说，张挹兰把避孕常识编成十二月调的小曲儿，女工们边纺纱边哼着学，警察局派去盯梢的人天天跟着张挹兰，看她不是去女师大讲课，就是往贫民窟里钻。 1927年警察冲进苏联大使馆抓人的时候，她正在屋里烧文件，后来打扫现场的人发现，没烧完的纸堆里还有她没写完的《妇女运动史略》。 法院审她的时候，法官拍桌子问：你为啥教女人不听丈夫的话？张挹兰就回了一句，我教她们认字算数，这份审讯记录后来成了给她平反的证据，直到1979年，人们才从司法部旧文件堆里翻出她临死前写的信，信纸背面还抄着《国际歌》的歌词。 2019年清明节，北京妇女纪念馆突然收到个没留名的快递，里头是个铜发卡，专家一查，这就是当年张挹兰当掉换《新青年》的嫁妆。 现在这发卡摆在纪念馆二楼，边上循环播放着老女工孙女们唱的十二月调，有意思的是，当年跟她学过认字的女工赵秀英的孙子，现在就在这个馆里当讲解员。 这些零零碎碎的物件拼出了张挹兰的人生轨迹——警察局的监视报告、没烧完的手稿、当铺当票存根，还有沾着墨汁的审讯记录。 要说最扎心的，还得数她最后说的那句话，李大钊比她早走几小时，枪响前她非要等着和先生同路，而现在的西交民巷转悠的年轻人可能不知道，九十多年前这条街上，有过一个缠着小脚却走得比谁都稳当的湖南女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