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99年，67岁的美国总统华盛顿在生命垂危之际，被两名医生强行按在手术台上。他们手持利刃，接连四次割开他的喉咙，放出的鲜血足足盛满了几大盆。然而站在一旁的医生仍紧锁眉头，喃喃自语道："这血......放得还不够......" 【消息源自：《早期美国医疗实践：1790-1820》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弗农山庄档案馆华盛顿医疗记录手稿MS-1752】 1799年12月的弗农山庄冷得能冻掉人的耳朵。67岁的华盛顿裹着羊毛毯子坐在壁炉前，喉咙里像是卡了块烧红的炭。这位美国国父刚卸任总统不久，昨天冒着大雪巡视农场后就开始发烧，现在连咽口唾沫都疼得直皱眉。 "詹姆斯，我觉得就是着凉了。"华盛顿哑着嗓子对家庭医生克雷克说，这位为他服务了三十年的老友正在调配一种散发着怪味的黑色药水。 克雷克把听诊器——当时还是根空心木管——贴在总统后背："阁下，您这可不是普通感冒。您看这舌苔，黄得跟玉米粥似的，典型的体液腐败征兆。"他转身对端着铜盆的助手说："去准备放血工具，先放十二盎司。" 屋角传来瓷器碰撞的声响。华盛顿夫人玛莎正在整理药箱，听到这话手指一颤，摔碎了个樟脑瓶子。"上帝啊，詹姆斯，他今早才退烧！"但没人理会她的抗议。在18世纪的医疗剧本里，医生才是导演，病人不过是提线木偶。 放血刀划开总统左臂时，华盛顿突然抓住医生手腕："1793年费城瘟疫那次，汉密尔顿放完血在床上躺了半个月..."克雷克轻轻拨开他的手："那次他活下来了，不是吗？"暗红色的血流进量杯，在烛光下像融化的红宝石。 第二天病情恶化时，从亚历山德里亚赶来的布朗医生带着他的"豪华套餐"：水银药膏、吐酒石粉末，还有把闪着寒光的喉部手术刀。"我们得把腐败的体液引出来，"布朗边说边用皮带固定住病人头部，"就像给葡萄藤放浆。"华盛顿被绑在椅子上完成喉部切开术时，鲜血顺着银质托盘滴在地板上，汇成个小水洼。 最年轻的迪克医生是激进派代表。他盯着总统青灰色的嘴唇坚持道："至少再放40盎司！纽约的史密斯教授上周发表论文，证明大剂量放血对炎症有奇效。"说着已经绑好了止血带。玛莎终于爆发了："你们是要治病还是要杀..."话没说完就被护士搀出了房间。在那个年代，质疑医生就像质疑圣经一样荒谬。 当第四次放血结束后，华盛顿的脉搏弱得像被雨打湿的蜘蛛网。他忽然清醒过来，用尽最后的力气扯掉手臂上的绷带："够了...让我体面地..."这句话永远停在了半空中。后来尸检报告显示，总统体内只剩不到20%的血液，脾脏皱得像颗放久的核桃。 这场治疗引发的震动不亚于他领导过的任何战役。费城医学院的年轻医生们开始偷偷烧毁放血教材，报纸上出现《是救人还是放血？》的尖锐评论。最讽刺的是，华盛顿遗嘱里特别感谢了医疗团队的"专业照料"——这大概是一个建国者对规则最后的尊重。 1807年春天，当首个《医师执业标准法案》在国会通过时，玛莎把丈夫那件染血的睡袍捐给了医学院博物馆。玻璃展柜旁的解说牌上写着："这里躺着的不止是一位总统，还有一个时代的医疗信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