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接受改造的溥仪听到“抗美援朝”的消息，当即撕开棉衣，取出印章说：“这是我26年前从故宫偷出来的，现在我自愿上交政府！” 1950年冬，朝鲜战场的硝烟刚刚弥漫，新中国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战争的消息传遍大江南北，无数中国百姓纷纷响应＂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号召，自发组织起一场轰轰烈烈的支援运动。从城市到乡村，从工厂到田间，人们捐出自己有限的积蓄和物资，支持前线的志愿军将士。＂有什么出什么＂成为了那个年代中国人民的朴素表达。 就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沈阳战犯管理所内，一位特殊的＂囚犯＂——中国末代皇帝溥仪也被这股爱国热潮所感染。当溥仪获悉抗美援朝的消息后，他沉默了许久，似乎在进行着一场内心的挣扎。最终，在管理所众人的注视下，溥仪做出了一个令所有人震惊的举动。 ＂我也想为抗美援朝出一份力。＂溥仪突然开口说道，随后，他缓缓解开自己穿了多年的棉衣，从内层棉絮之间取出一件精巧的物品——一块由三枚印章通过精细链条连接而成的田黄石三连章。 ＂这是我26年前从故宫偷出来的，现在我自愿上交政府！＂溥仪的声音有些颤抖，但语气却异常坚定。 在场的工作人员都被这一幕震惊了。他们中有人知道田黄石的价值，这种源自福建寿山乡一带稻田中的珍稀宝石，早在数百年前就已被挖掘殆尽，被古人誉为＂金不换＂。而这三连章不仅材质珍贵，工艺更是精湛绝伦：三块田黄石精心雕刻成印章，通过三根细长的田黄石链条巧妙连接，形成一个完整的艺术品。印章上刻有＂惟精惟一＂和＂乐天＂等出自《尚书》的古典文字，既是实用的印章，更是皇家权力的象征。 时间倒回1924年10月，北京城内风云突变。冯玉祥将军领导的政变爆发，年仅18岁的溥仪被迫在短短三小时内离开居住了数百年的紫禁城。那一刻，曾经＂九五之尊＂的少年皇帝成了流亡者。在离开前的紧张时刻，溥仪想起了这件被遗忘在角落的国宝级珍品。 ＂把它藏起来！＂溥仪命令心腹将田黄三连章小心翼翼地缝进他的棉衣内层。这是一个出于本能的决定，或许是对即将失去的皇权的一种象征性留恋，也或许是对未知未来的一种不安全感。就这样，这件珍贵的国宝伴随着溥仪，见证了他接下来二十六年间的沉浮起伏。 那是在1932年，溥仪在日本人的操控下，成为了伪满洲国的傀儡皇帝。这段经历让他背负上了＂汉奸＂的骂名，成为民族的罪人。他曾经以为自己重获皇权，却不知道只是他人手中的一颗棋子。1945年，随着日本战败，溥仪试图逃往日本，却在飞机场被苏联红军俘获。 在苏联的五年囚禁生活中，溥仪却得到了出乎意料的优待。他可以单独用餐，不必参加劳动，甚至有专人照顾生活起居。这样的待遇让溥仪产生了留在苏联的想法，他甚至多次上书请求永远留在苏联，并申请入党。但苏联方面并未给予回应。 1946年，溥仪被带到远东国际法庭担任证人。在法庭上，他精明地将日军的罪行一一道来，同时巧妙地撇清了自己与日军的关系，诉说了自己的＂苦难＂。作证结束后，他又回到了苏联的囚禁生活。 直到1950年，新中国成立后，溥仪被遣返回国。回国途中，溥仪内心忐忑不安，生怕遭遇不测。但让他意外的是，中国军队对待战俘的政策是优待而不是虐待。尽管如此，改造工作却让这位曾经的皇帝面临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我连自己的衣服都穿不好。＂溥仪曾这样自嘲。在战犯管理所，他第一次真正体验到了劳动的意义。初期，他被安排制作铅笔盒，但这对从小被万人服侍的溥仪来说困难重重。他的失败尝试产生了许多废品，甚至因此受到同是皇族后代的宪均的尖锐批评，一度生病卧床数周。 病愈后的一次团队会议上，溥仪发出了内心的呐喊：＂我恨！我恨我从小成长的那个环境！我恨那破坏人性的封建制度！＂这一刻，溥仪似乎真正开始了内心的觉醒。 上交三连章后，有关部门对溥仪进行了一次深入谈话。他们告诉溥仪，虽然感谢他归还国宝的行为，但更重要的是他内心的真诚改变，而不是物质上的补偿。这一谈话让溥仪深刻认识到自己思想上的幼稚，从此他更加积极地投入到改造工作中。 1956年，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宣布的《论十大关系》中明确表示对战犯包括溥仪在内实行＂一个都不杀＂的政策。毛主席还通过溥仪的七叔载涛了解到溥仪喜欢看书，便建议他多阅读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并安排购买相关书籍供战犯管理所的人员学习。 1959年12月9日，溥仪获得特赦，正式重返社会。第二天一早，他就前往当地民政局办理登记手续，随后到派出所注册户口。当民警吴静深递给他一本全新的户口本时，溥仪感激地深深鞠了一躬。 获得自由后，溥仪曾希望从医，但因年龄关系未能如愿。1960年2月，按照周恩来总理的指示，他被安排在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的北京植物园工作，开始从浇水、清洁等简单工作做起，逐渐掌握了植物繁殖与养护技术。1961年3月，考虑到溥仪的知识背景，他被调至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从事更适合他的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