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夏天，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巡视汤恩伯的防区，他由河南叶县经漯河、安徽界首，直到临泉汤恩伯的前线指挥所，一路上汤恩伯亲自陪同。 李宗仁亲眼看见汤恩伯在河南不恤民力、荼毒生灵。汤恩伯以阵地设防为名，挖土成沟，改变地形，耗费了无穷民力，毁坏了无数田地。 汤恩伯在叶县筹办高等学校，大兴土木，民不聊生，沿途随地可以看见人畜倒毙的惨状。禹县、舞阳一带盛产烤烟，汤恩伯大肆掠夺，开办卷烟厂，制造“中山门”牌香烟。 在当时抗战极端艰苦的岁月里，在哀鸿遍野的河南，汤恩伯招待李宗仁一行抽的是英国三五牌香烟，喝的是法国白兰地酒，吃的是燕窝鱼翅。 李宗仁看在眼里，气在心中，但汤恩伯拥兵自重，骄横跋扈，从来都是自由行动、不听指挥，李宗仁也只能强压愤懑，无可奈何。 到了第二年，1944年的豫湘桂会战中，汤恩伯丧师失地，溃不成军。陈诚以钦差大臣的身份邀请李宗仁同去汤恩伯的总部召开军事会议。 此时，汤恩伯的指挥所设于河南西峡口一座古庙改建的小学校里。汽车来到汤恩伯总部附近，汤恩伯率所部高级将领迎于路旁，向来不可一世的汤恩伯，如今精神颓丧，形容憔悴。 会上，陈诚发号施令，狠批汤恩伯的败绩，汤恩伯垂头丧气，丝毫不敢为自己开脱。但李宗仁却没有遵从陈诚的意思，反而对汤恩伯慰勉有加。 当晚，汤恩伯一个人走进李宗仁的房间闲谈，表现得极为困顿懊丧，他拼命为自己辩护，把溃败责任推给蒋鼎文。 汤恩伯认为陇海路蒋鼎文所指挥的部队的不战而退，和汤部没有联系配合，致使汤部左翼受创，被日军个个击破。 李宗仁对汤恩伯安慰一番，并为蒋鼎文辩解说：“蒋铭三是个老好人，他绝对不会陷人以不义，部队不听他指挥，他有什么办法呢？” 接着李宗仁对汤恩伯分析了日军发动这次攻势的原因，认为法西斯集团已陷于强弩之末，日本海军在太平洋上一再受挫，国内财力枯竭，民心动摇，土气衰落。 日军妄想在中国战场上发动攻势，来挽救其颓势。但事实上任何战场上的一胜一败，都不能改变整个大局，日军的失败已经注定了。 李宗仁这次为什么不“再电”汤恩伯，而采取了一种和稀泥的态度呢？后来他对亲随说：“汤恩伯这次惨败，完全是咎由自取！” “他平时不加限制地扩充部队，不加训练，军纪废弛；又不务正业，弄得天怒人怨，打起仗来，怎么能不失败呢！” “老蒋信任并重用这种人，终久是要吃苦头的。他们个人成败得失是小事，给国家和老百姓造孽，这是不可宽恕的。” “这次陈辞修想要利用我这把刀子，刺汤恩伯一下。我这个人从来不做落井下石的事情，他们之间的问题，由他们闹去好了。我不能参与里面为他们所利用。” 并且，在陈诚与何应钦的矛盾上，李宗仁一直是偏向何应钦的。一方面，由于陈诚常以蒋介石的化身自居，飞扬跋扈，李宗仁对其毫无好感。 另一方面，是因为李宗仁与何应钦早在大革命时代就相处契合。抗战时，李宗仁每次到重庆，对何应钦必有重礼相赠。 而汤恩伯素与陈诚相左，在重庆方面汤恩伯是接近何应钦的，因此李宗仁对汤恩伯不能不有所敷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