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在对付美国这一问题上，是极其灵活的，他会根据美国的具体出招，制定不同的应对策略，而且每一次应对，都被时间检验为“最佳处置”。 朝鲜战争爆发，他喊出那句“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以坚决武力斗争的方式，换来了中国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和平发展。 上世纪50年代后期，面对美国“不承认”新中国的事实，毛泽东则没有表现出任何负面情绪，完全是一副积极面对的姿态，他甚至在1958年6月16日与二十余位驻外大使会谈时，表露出尽管美国现阶段“不承认”新中国，但是，“总有一天，美国是要与中国建交”的乐观前景。 他甚至还推算出了美国和中国建交的具体时间，这个推算是1957年做出的，他当时的原话如下，他说：“我们跟美国建交，可能要到第三个五年计划完成以后，也就是说，要经过18年或者更长时间。” 1957加上18年，刚刚好是1975年前后，这个时间，与后来中美正式建交的时间仅仅相差了4年时间，是基本准确的。 在中美关系正常化之前，毛泽东对待美国的策略，完全根据他们的对华政策的具体来制定。 前一阶段，美国政府试图通过“遏制孤立”政策，颠覆中共政权。这一阶段，毛泽东的应对之法是坚决斗争，他是干革命出身，非常懂得“真正的缓和非得以斗争方式达成”的道理。 但在坚决采取斗争姿态的同时，毛泽东又是非常灵活的，他当时有这么一句话，可以充分论证他的斗争之灵活，他说：“对付美国人是要有一点办法的，要有两条，一条不行。第一是坚决斗争，每天都要叫……第二是不要急，这一条是不登报的。” 既坚决斗争又不要急，这个怎么理解呢？其实很简单，就是说：要让子弹飞。毕竟，中美关系中，斗争永远不是目的，而只是方式。斗争为的是缓和关系，毕竟，国与国之间从来“合则两利，不合则两败”。 毛泽东强调的“不要急”，实是一种观望态度，是他最开始的对中美关系的“乐观展望”的体现。也体现了毛泽东善斗，却并不好斗的特性：要斗坚决斗，当不需要斗，可以用其他方式的时候，一定用其他方式。 当时，面对美国的封锁包围，毛泽东带领下的新中国，上下一心，坚决斗争，上演了一出成功的突围大戏。 中美正式建交前的后一阶段，毛泽东则侧重于以我为主，等待时机。这个“以我为主”，就是注重自己本国成长，相当于注重内在。这个阶段，面对拒绝承认新中国，还千方百计影响其他国家与新中国建交的美国，毛泽东的回击方式变成了：“一边倒”“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表明：同愿在平等基础上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开展交往。 在毛泽东这一策略的影响下，全世界26个国家对新中国表示了外交承认。 其实人和人的相处，放在国与国之间也适用，当你自身发展好了，朋友多起来以后，那些以你为敌的人不仅会忌惮你，也会因为心理平衡被打破，也想跟你交往。 “以我为主，等待时机”策略最终取得了成功，中国迎来了一轮与世界各国的建交高潮，美国拼凑出的不承认新中国的“共同阵线”的图谋被打破。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领导的新中国趁热打铁，提出并践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随着中国朋友国家越来越多，在联合国席位问题上，要求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席位的呼声也越来越高。 而当美国试图利用越南问题做文章时，毛泽东的态度则再度变得极其强硬起来，毕竟，这涉及原则问题。当时的中国不仅指责美国侵略越南，坚持美国必须撤出。中方还明确传达了“底线”信息：如果美国一意孤行，扩大战争，中国将奉陪到底。甚至严厉警告：如果美国“将‘中华民国’引入越南从而将中国的内战与它的侵略战争联在一起，那么等待着美国的将是灾难性的后果”。 如此强硬的中方，让美国再次让步。 “以我为主，等待时机”里的“时机”，出现在了1971年3月，此间，激化了的矛盾导致美国华盛顿掀起一股倒基辛格之风。基辛格背后是尼克松啊，毛泽东察觉到尼克松面临的挑战是极其大的。这时候的尼克松需要一些微妙的力量的助力，于是，很快，就有了后来著名的乒乓球外交事件：美国乒乓球队被邀请访华。尼克松惊呆了，他知道：自己的命运迎来了转机。而这转机，也正是毛泽东眼里的“时机”。 这之后不久，尼克松访华…… 不得不说，毛泽东在处置中美关系的问题上，绝不仅仅是他说的“有一点办法”那么简单，他实在是“太有办法”了。而这种“太有办法”的本质，实际是不执着于任何固定的办法，而抱着积极的态度去灵活应对。 此法，依旧适用于今日的中美关系，面对美国现阶段特朗普打响的全面贸易战，我们也可以效仿之：当我们以积极的态度，去应对美国对华关税大棒的打压时，不管具体策略是坚决斗争还是耐心等待，都将导向“对中国利好”。 总结：面对贸易战，我们首先要做的是抱持积极乐观，其次，才是具体策略的制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