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谢不阅》 杜布拉夫卡·乌格雷西奇
谈资们知道，当代文坛不是由水平高和水平低的作家组成的，而是由有人提和没人提的作家组成的。
作家成为谈资后有什么不同吗？没有，虽然，只有成为了谈资，才有机会成就作家的终极形态。没有人会费心去评估谈资型作家是否优秀。谈资型作家的作品编辑不会读、书评人不会读、其他谈资型作家不会读，就连评奖给这位谈资的评奖人，也不会读。一旦成为众人的谈资，就等于获得了文学世界的外交豁免权，有了无须辩驳、无人挑战的文学权威性。也意味着从此后能仅仅靠着自己是个谈资的事实为生。这样的作家，最适合通过给别的作家写推荐语（不必读过那书）来刷新热度。他们的名字是各种课本、大纲、文集中无法回避的存在，无论这文集是仅在国内发行，还是也在国际发行（因为有时，编辑需要给一套本地文集找一两个有辨识度的名字）。成为了谈话资本的作家，也就取得了通往永恒的车票，一个作家的永恒，便是被载入文学史。
畅销书现象反映的是人群对一本书，对一本书中之书，一本《圣经》替代品的集体渴望。集体渴望一本书是极为反智的（让我们回顾一下我们的文化史，它就是从品尝知识树上的同一颗苹果开始的！）。畅销书这个舞台上表演的其实是一种体现集体主义单纯性的仪式（别人爱的，我们也爱），畅销书的兴起，无异于左右并扼杀人类的自由意志，炮制畅销书就像炮制一场文本与读者的圣婚。畅销书是一种意识形态、一种精神世界的圣体，它只提供封闭而简单的价值体系，和一些更为简单而贫瘠的知识。
他们捍卫他们本国的文化，捍卫他们本国人的身份认同。他们喜欢搞运动，他们永远在运动。他们谴责自己的作家叛国求荣，一旦有这样的叛国者在国外出书，他们的心就被妒忌所吞噬，他们给国外报纸写恶毒的匿名信，控诉自己的同胞，即使追到阿拉斯加他们也绝不放过这些叛徒，这些人必须被制止……他们很少买书，因为他们很少读书，因为谁家有地方放这些书呢，因为书只会积灰。他们喜欢搞运动，他们永远在运动。
布里所以能树立天才形象，与他的读者群密不可分。布里是一个虚构作家，却将所有虚构文学的规则抛诸脑后：思考这些规则会降低他的产量。所以布里的行文特别冗长，滔滔不绝，读者缠绕其间，好不容易才能在他的书里摸到一点情节，感到一点人物性格，看到一点对话、一点行动、一点故事。布里的书中全是纪念碑式的鸿篇独白，全是对自己吞下去的食物的枯燥无趣的反刍。读者很难看出布里食物的原型。但由于他生成的纪念碑大小的字饼总是被冠以厉害的名头——《普鲁斯特的手指》《福楼拜的姥姥》《布洛赫的脚》《弗洛伊德的遗嘱》《与瓦尔特·本雅明共进晚餐》——读者别无他法，只好将自己的困惑归因于布里的渊博与自己的无知。
当作家并不是个美差。虽然身为伟大文学世界的一员听起来挺诱人，但切实的感受并不好——置身巨人之中，一个人很容易迷失。所以，如果要当作家，最好选一些小国，尤其是刚成立的小国去发展，比较稳妥。当一个南斯拉夫联盟的作家已经很不错了，但若由于某群人执着于建国、一觉醒来发现自己突然成了克罗地亚作家，那简直是中了头等大奖！
（写得太好看了，毒舌兼顾犀利，边笑边代入现实，是一部审视媒介文化的拆解之作，评论时事不忘穿插某个幽默小故事，待到结尾call back时具有极大的嘲讽力。用“媒体知识分子”来定义所谓知识分子太精准，嘲讽起来连自己也不放过，可惜作者已去世，如果开一个社媒账号，绝对火爆——当然，她本人很可能嗤之以鼻。太爱这位作家了，《疼痛部》《狐狸》都是心头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