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高考中，山西省雁北地区发生了一起严重作弊事件。作弊者王小平，是广灵县作疃公社插队知识青年。1977年11月，他听到新的高校招生制度后，就着手复习功课。 1966年，一场席卷全国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在这场运动中，正常的高等教育招生制度被完全打破，高考制度被彻底废除。 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被称为＂推荐制＂的选拔方式，这种方式主要依据家庭出身、政治表现和工农实践经验来选拔大学生。 在这种制度下，各级领导干部手中掌握着推荐权，一些领导干部开始利用手中的权力为自己的子女谋取利益。比如山西省委常委王进，就利用自己的职务之便，先后将大儿子和大女儿＂推荐＂进入了北京大学。 不仅如此，在担任雁北地区地委书记期间，王进的妻子也被安排担任了局长，四个子女全都入了党，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既得利益链条。 这种现象在当时并非个案。许多有权力的干部都在利用推荐制度为子女谋取教育机会，这严重损害了教育公平。 与此同时，大量普通家庭的子女被剥夺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特别是那些家庭出身不好的知识青年，即便学习成绩优异，也难以获得上大学的机会。 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977年。这一年，在邓小平的主持下，国务院决定恢复高考制度。 10月12日，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正式宣布恢复全国统一高考。这份文件明确规定，高校招生以统一考试的成绩为主要依据。 这个消息传遍全国后，引起了巨大的社会反响。数以百万计的青年看到了改变命运的希望，开始积极备考。 在雁北地区，这个消息同样引起了轰动。当地的年轻人纷纷拿起了荒废多年的课本，准备参加考试。 然而，对于那些在文革期间依靠权力送子女上大学的干部来说，这个政策无疑是一个挑战。他们的子女若想继续上大学，就必须通过公平的考试。 在广灵县作疃公社，王小平是一名普通的知识青年。作为地委书记的儿子，他本可以像兄姐一样通过推荐制度进入名校深造。 然而当高考恢复的消息传来时，推荐制已成为历史，摆在他面前的只有一条通过考试的道路。 与其他知青不同，王小平在插队期间很少投入精力学习。文化课的基础十分薄弱，要在短短几个月内完成复习任务几乎不可能。 面对这种困境，一个不正当的计划开始酝酿。作为前任雁北地区地委书记，王进在当地仍然保持着强大的影响力。 这种影响力很快转化为一个复杂的舞弊网络。通过行贿，广灵县教育局局长和招生办主任都被拉入其中。 这个网络的主要目标是为王小平获取高考试题。在当时的考试环境下，试卷会提前印制并发放到各地区。 为了确保万无一失，王进不惜重金聘请了专门的＂枪手＂。这些人的任务是在拿到试题后，提前准备好标准答案。 然而，仅仅有答案还不够。为了避免在考场上出现差错，他们设计了一个更为大胆的计划。 在正式考试当天，王小平按时进入考场参加考试。同时，＂枪手＂也在考场外获得了一份相同的试卷。 两人同时作答，但其中只有＂枪手＂的答卷是认真完成的。王小平在考场内只需要装作答题的样子，把试卷填满即可。 考试结束后，通过买通的考场负责人，＂枪手＂的答卷被悄悄替换成了王小平的试卷。这个计划执行得天衣无缝。 随后的志愿填报阶段，王小平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北京大学法律系。这个选择显然是经过精心计算的。 当录取通知书最终送达时，这个精心设计的舞弊计划似乎取得了完美的成功。王小平顺利进入了北京大学法律系学习。 在接下来的两年里，这个秘密被严密地保守着。王小平像一个普通的大学生一样，在北大校园里过着正常的学习生活。 这起精心策划的舞弊行为最终还是暴露了。一封举报信寄到了中央相关部门，详细描述了王小平高考作弊的全过程。 调查组很快进驻雁北地区，对整个事件展开了全面调查。从考场工作人员到教育局领导，一个完整的作弊链条被逐步揭露。 证据确凿后，相关部门迅速做出处理决定。北京大学开除了王小平的学籍，并且明确规定他终身不得被高校录取。 作为主要策划者的王进也受到了严厉处分，他被免去了山西省委常委的职务。这个处罚显示了中央对高考舞弊行为的零容忍态度。 这起案件在教育系统引起了强烈反响。教育部随即对全国高考考务工作进行了全面整顿。 新的防作弊措施被逐步建立。试卷的印制、运送、保管等各个环节都增加了严格的监督机制。 考场纪律也得到了极大加强。考试过程中的监考人员选拔更加严格，巡考制度也逐步完善。 这些措施的建立，为后来高考制度的规范化奠定了重要基础。高考逐渐发展成为一个公平、公正的选拔制度。 这个案件也推动了教育系统的反腐工作。各地开始重点整治教育系统中的权力寻租现象。 特别是在招生环节，任何试图利用权力影响考试结果的行为都受到严厉打击。这种态度有效遏制了类似舞弊事件的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