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穿着绸缎短裙，挽着风尘男子，在北平最热闹的东单舞厅门口被一群人围住，有人喊她“民国第一荡妇”，有人骂她“勾引公子哥的狐狸精”。 她没说话，只朝天啐了一口，转身进了舞厅，这一幕成了当时报刊竞相报道的“奇闻”。 可没人关心她的真名叫余美颜，更没人知道，她不过是想活得像个“人”。 余美颜出生在1902年，广东佛山人，家里是做丝绸和洋货生意的，父亲是传统商人，母亲倒是个识字女子。 她长得漂亮，皮肤白、眼睛大，还有点混血的感觉，学校男生追她，她写情诗回过去，被老师抓到，还写进学籍档案。 父亲知道后大怒，把她从学校拉出来，关进后院两个月，不许她见人，说：“你再这样，将来没人要你。”她只回了三个字：“不稀罕。” 1918年春，她十六岁，家里忽然逼她嫁给一个三十多岁的广西盐商，说是能帮家里渡过经济难关。 她死活不从，晚上拿剪刀剪断头发，跑了，她跑去广州，没钱没地住，在码头被巡捕抓走，说她是“女流浪汉”，关进了广州女子习艺所。 那地方看上去像慈善机构，实际上就是半个女监，她被关了半年，每天缝军服、织毛袜。 有人想带她出去做女佣，她直接说：“宁愿在里面累死，也不伺候人。” 她从里面放出来时，整个人像变了一样。原本是个胆大的女学生，现在变得更刚。 她不回家，自己在广州租了个小房子，用别人的身份证办了舞女执照。 那个年代，跳舞是“新女性”的标志，也是堕落的代名词，她不管这些，只说了一句：“老娘跳的是自由。” 有人说她三年内换了上百个男人，有的说她“跟过三千人”，其实这些大多是传闻。 她确实交过不少男朋友，其中有个叫马建民的，是当时南海县县长的儿子。 马是个留洋回来的，鼓吹自由恋爱，他俩一见钟情，常常在报纸副刊上发公开情书，还在《南方妇女》写专栏，标题就叫《摩登情书》。 她写的内容非常露骨：“情欲像炸开的水银球，越压越散，越散越浓。” 她并没有就此沉寂，她去了上海，用稿费出版了她唯一的一本书《摩登情书》合集，那年她二十岁。 书里收了她写给马建民的情诗，还有她与几个男人的书信往来。 她写性爱、写分手、写身体的感觉，每一封信都像是在说：“我爱过，也伤过，但我活得明白。” 书卖得不错，上海文坛却炸了锅，说她“用下半身写作”。 最狠的一条评论来自《时报》：“女人若无廉耻，何谈自由？”她回信：“你们骂我，是因为你们怕我。” 有段时间她真的火了，她白天写稿、晚上去舞厅，有时穿着男装出门，抽烟、喝洋酒、玩扑克牌。 她说：“我玩的是命。”但事实是，她的生活越来越难，她写稿的收入微薄，靠男人接济维生。 她住在虹口一个小公寓里，楼下是菜市场，楼上是戏子。 有人说她靠卖身养活自己，她笑，说：“这世道，谁不卖身？卖劳力的不算？” 她的感情世界也越发混乱，她短暂结过三次婚，一个是印刷厂老板，一个是文人，还有一个是个骗子，骗她钱跑了。 她曾在日记里写：“婚姻是个漂亮的笼子，进去容易，出来像剥皮。”她最失败的一段感情，是她去苏州出家时发生的。 她在1926年剃度出家，说是想“洗心革面”，其实是失恋后太痛，她在庙里住了三个多月，每天念经写诗。 有个年轻和尚喜欢上她，写了好多信，还偷偷给她送吃的。 事情被庙里发现，她被赶了出来，她在庙门口对记者说：“佛门清净，但世人不净。” 她重新回到上海，身体已经很差，常常咳嗽，那时的她，早已不被文人圈待见。 没人敢公开跟她来往，报社也不再给她版面，她投了几篇稿子，都被退回，说是“不合时代”。 她去找熟人借钱，没人肯借，有一次她去旧书摊，看到自己的《摩登情书》被人当废纸卖，一本两毛。 1928年，她坐船准备回广州，船还没开出长江口，她就跳了海。 船员说看到她站在甲板上抽烟，身上穿着男士西装，脚下是她的行李箱。 她留下的遗书很短：“黑暗社会偷生，不如一死了之。”遗体没找回来，后来有人说她其实没死，只是逃去南洋了。但没有证据。 多年以后，学者翻出她的《摩登情书》，有人说那是中国最早的女性主义写作。 可大多数人记住的，还是她“风流”“浪荡”“放纵”的标签。 她一生都在反抗，家庭、婚姻、道德、体制，但没一样反抗得成功，她曾用身体对抗父权，却被身体反噬。 她想用爱情改变命运，结果被爱情摧毁，她试图通过文字发声，却被噤声。 她不是圣人，也不是“烈女”，她只是想活成一个不听话的女人。 她失败了，但她留下的那句“情欲像炸开的水银球”，一直留在一些人的心里。 那是一种挣扎过、爱过、痛过的证明，是一段民国女性最真实的声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