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冬，抚顺战犯管理所里，一个身穿棉军装的年轻看守站在铁门前，眼神直直地盯着那名刚押进来的老人。 老人脚步一顿，盯着他看了几秒，声音发颤：“你是……梦实？” 那年轻人没有立刻答话，过了几秒才回了句：“我是张梦实。”一句话，把19年的隔阂推到了眼前。 张梦实出身张家，是张景惠的小儿子，张景惠这个人，原本是奉系旧将，晚清出身，在张作霖手下混得风生水起。 东北出了事，他没抗日，反而投了日本人，在伪满当了“总务长官”，一手策划建制，跪得极彻底。 东北人骂他是“卖国大员”，各地报纸点名，没人再给他留情面。 他投日的时候，张梦实还是个孩子，母亲带着孩子搬去亲戚家躲风头，张家那些年根本没人敢提他爸的名字。 街坊都说：“那是个大汉奸，他儿子也不干净。”小梦实被人指着鼻子骂过，衣服被剪烂，书包被丢进粪坑。 他问母亲：“我是不是也坏？”母亲不敢说话，只是低头擦眼泪。 1936年，张景惠在伪满境内势力稳固，住进了新京的大宅子，外头天寒地冻，他屋里暖得跟春天一样。 他喝茶、听戏、拜日本天皇，根本不管老家的妻儿是死是活。 他改了户籍，写了新名字，给自己起了个日文的别称，还让人写文章歌颂“民族共荣”。他是想往上爬。 1945年，日本投降，苏军进了东北，张景惠当时正打算逃往朝鲜，没走脱，在长春被苏军抓住。 他以战犯身份被送去伯力关押，成了苏联手里的“特殊俘虏”。 张梦实也没躲过，因“战犯家属”身份被清理，在沈阳被苏军带走，他没做官，但身份敏感，被关了两年，后转押到西伯利亚做苦工。 挖煤、伐木、抬尸，什么都干过，有一年冬天，冻死的人躺在雪地上一排一排，他没死，是因为年轻。 在苏联的第三年，他因为表现稳定，被列入“可归还人员”名单，回国后，被转交给东北军区，安排进入部队，做的是基层协理工作。 组织上查他背景时，问他：“你愿不愿意参加对战犯的教育改造工作？”他说：“愿意。” 1950年，他被调到抚顺。刚去不久，上面说有第二批战犯要到，其中有一位曾是伪满高官，名叫张景惠。 这名字他太熟了。 那天，战犯下车，一个个被带进管理所，张梦实站在门口，看着那穿着粗布棉袄、走路有些拖沓的老人慢慢靠近，两人四目相对时，气氛突然僵住。 张景惠愣住了：“你……你是梦实？”他嗓子发干，眼里有些发红。 张梦实没回答，他只是把手一抬：“进去吧。”他把门推开，看着对方拖着沉重的脚步走进监室，那背影有些驼，走路带点跛。 之后几天，两人没说话，张景惠知道他儿子在这，也没提，他的住室是三人一间，睡的是通铺，每天按时上课、劳动、写材料。 刚开始，他不说实话，谈话时总说自己“是被日本人利用了”，说“当时局势乱”，还说“那是大局需要”，这些说法，在其他战犯口中也不陌生。 有一晚，学习班结束后，他看见张梦实站在门外，神情冷淡，张景惠想找他说话，刚开口，张梦实打断了：“少讲这些没用的，你当年那套话，现在没人听。” 张景惠抿了嘴，沉默了。 第二个月，张梦实给他送书，是管理所统一发的政治教材。 夹着一封信，是母亲的，信很短，说：“梦实要走正道，别认错了人，也别背了错账。” 张景惠看完那封信，坐了一夜没睡。 从那之后，他变了，他开始听课记笔记，认真做改造报告。 有一次自我批评时说：“我当年拿日本人的钱，做日本人的事，是我丢人。”这是他第一次在众人面前说自己“丢人”。 张梦实听着，没说话，他看得出来，那老头是真的服了。 战犯管理所会定期组织对话小组，让看守与战犯面对面谈话，一次，张梦实轮到面对张景惠，他坐下问：“你投日那年有没有想过家人？” 张景惠说：“想过，可我想着有官做，有权使，家人也就能活得好点。” 张梦实说：“可你娘死的时候，连口棺材都是乡邻凑的。” 张景惠低下头。眼睛红了，但一句话也没回。 后来他主动写出了一份详细的供词，内容包括他在伪满任职期间参与的十余项卖国政策，收受日方贿金、签署文件等情况。 他写得非常细，管理所那边都说，这是目前“最诚实”的材料之一。 1956年，国家下达第一批战犯特赦名单，张景惠被列入其中。鉴于其“年龄高、态度好、认罪深”，他得以提前释放。 释放那天，他穿着灰色棉衣，背着一个布包，门口，张梦实在站岗，他把写好的出所手续交给他，说：“爸，你自由了。” 张景惠接过，手有些发抖。他看着儿子，一时间说不出话。 两人并肩走了十几米，张景惠忽然问：“你以后……还能叫我一声爸吗？” 张梦实停了停，说：“你认过错了，我就不再认你是敌人。” 张景惠走出大门，回头望了一眼，没再说话。 那一年春天，老头住进了一间旅社，身边没亲人，没财产，他靠写悔过文章维生，时不时被地方学校请去做“现身说法”的讲演。 他讲的是：“我一生最怕的，不是坐牢，是看见儿子穿着解放军军装盯着我，像看敌人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