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49年开始,周总理担任国务院总理,一直到1976年,前后27年。27年里,周总理提拔了很多人才,却一直打压一个人。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周恩来被任命为国务院总理,他一直担任这个职务直到1976年1月去世,前后长达27年。这27年间,中国从一个百废待兴的新中国发展成为初具规模的社会主义国家,周恩来功不可没。 新中国成立初期,百业待举,国家百废待兴。周恩来以惊人的工作热情和超强的工作能力,夜以继日地工作着。他经常工作到深夜,有时甚至通宵达旦。 在这27年里,周恩来提拔了大量人才,为新中国的建设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他不拘一格选人才,只要有能力,有专长,能为国家建设做贡献,周恩来都会极力推荐和提拔。 周恩来的这种平等待人、团结各方的领导艺术,使得在最困难的时期,国家的基础建设和科研工作依然能够取得一定进展。 周恩来生活简朴,从不追求特殊待遇。他住的房子简单朴素,穿的衣服补了又补。据说,他的一件睡衣补了七十多次才更换新的。在食堂吃饭,他总是排队等候,从不要求特殊照顾。 在公私分明方面,周恩来更是严格要求自己。他曾多次拒绝为亲友谋取职位的请求。有一次,他的一位远房亲戚找到他,希望能够安排一个较好的工作。周恩来不仅没有答应,还语重心长地告诉他:"我能为你做的,就是按照正常程序推荐你去应聘,至于能否被录用,那要看你自己的能力。" 从1949年开始,周总理担任国务院总理,一直到1976年,前后27年。27年里,周总理提拔了很多人才,却一直打压一个人。 这个被周恩来"打压"的人,就是他的结发妻子邓颖超。邓颖超1904年出生于河南光山,20岁加入共青团,21岁便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在大革命时期,她是我党早期几位重要的女性党员之一,革命资历十分深厚。 邓颖超与周恩来的结识始于1919年的五四运动。当时,周恩来在天津组织学生响应北京的爱国游行,而邓颖超担任"女界爱国同志会"的演讲队长。两人因共同的革命理想走到了一起,并在1925年喜结连理。此后,邓颖超追随周恩来南征北战,先后担任过中共天津地委妇女部部长、中共中央妇委书记等重要职务。 在革命的艰苦岁月里,邓颖超始终与周恩来并肩奋斗。大革命失败后,她跟随周恩来来到上海从事秘密工作;1932年,又随党中央机关迁往中央苏区,历任中共中央局秘书长、中央政治局秘书等职。 然而,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却明确表示不允许邓颖超在政府任职。他曾公开表态:"只要我在政府工作一年,就不准邓颖超在政府任职。"这种看似"打压"的决定,引起了不少人的不解和质疑。 党外人士张治中是周恩来和邓颖超的老朋友,他认为以邓颖超的资历和贡献,完全可以担任某个部的部长。但周恩来并未过多解释,只是表示这是党内的事情。 江鲜云是黄埔一期生彭干臣的妻子,也是周恩来、邓颖超的朋友。她曾直接向周恩来提出质疑,认为共产党人提倡男女平等,为何不给邓颖超安排一个部长职务。周恩来回应说,如果让邓颖超担任部长,那么她所在部门的文件和指令很可能被视为是他的意见,这对其他人不公平。因此,只要他担任总理一天,就不会允许邓颖超在政府任职。 最终,邓颖超被安排在妇联工作,担任了妇联副主席的职务。 周恩来这一决定背后,体现了他深刻的政治智慧和对权力边界的清醒认识。他深知,在新中国初创阶段,防止权力过度集中和裙带关系的形成至关重要。他不希望因为自己的地位而让妻子获得特殊待遇,更不希望形成一个以家族为中心的权力网络。 在一次鲜为人知的内部会议上,周恩来曾详细阐述了他对政治伦理的思考。他强调,革命干部必须警惕权力对个人的腐蚀,必须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能让个人感情和家族利益干扰公共决策。 1974年12月,76岁的周恩来抱病飞赴长沙,向毛泽东汇报四届人大筹备工作。在谈到副委员长候选人问题时,毛泽东给他写下了一份最高指示:"政治局:我同意在四届人大上安排邓颖超同志一个副委员长的职务。" 然而,周恩来回到北京后,并未传达这一指示,而是将其扣下。直到1976年他去世后,工作人员整理遗物时才发现了这份尘封两年的指示。 邓颖超后来在与周恩来的弟弟周同宇交谈时提到,早在解放初期,就有人提议让她担任政务委员会成员,但都被周恩来坚决反对了。她说:"因为我是名人之妻,他一直在压我。"但这种"压",恰恰是周恩来对妻子和国家的深切关爱。
1975年,病危中的周恩来向秘书交代了一个隐藏心中40多年的秘密:“请告诉文物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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