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在印尼教书的刘峙，给台湾的好友顾祝同写去求助信。顾祝同去找老蒋说：“让一个上将滞留于爪哇，传出去也不好。”
1949年9月，在广州的国军上将刘峙，见国民党大势已去，加之自己因之前的徐州兵败，失去了蒋介石的信任，不敢去台湾，便带着姨太太黄佩芬及几个子女，跑去香港当了寓公。
刘峙当过省主席、集团军总司令、战区长官、绥署主任、“剿总”总司令等要职，敛取了不少钱财，因此在香港的日子，一度过得逍遥自在。
一天，刘峙正坐在客厅的沙发上闭目养神，门铃突然急促响起。佣人打开门，一群神色不善的人闯了进来。
来的人有十几个，都是刘峙的旧部，带头的军官说：“刘长官，兄弟们在香港过得艰难，你可得拉我们一把。”
刘峙脸色一沉，不悦地说：“我如今也是落魄之人，哪还有闲钱救济你们。”
一个军官气冲冲的说：“还叫长官是抬举你，如今兄弟们都快吃不上饭了，你要是不帮忙，可就别怪我们手黑，不客气了。”
黄佩芬在一旁吓得脸色发白，紧紧躲在刘峙身后。昔日的“福将”刘峙，这时也只是一个“富家翁”而已，他深知这些人惹不起，无奈之下，只能忍痛拿出一笔钱财打发他们。
可这些人贪得无厌，一次又一次上门敲诈，刘峙见再这样下去，除了钱财不断缩水外，家人的安全也是个问题，于是决定离开香港。
去哪里呢？老蒋尚在气头，台湾肯定是不行，刘峙在友人的推荐下，决定去印尼。
于是，刘峙一家乘坐轮船，踏上了远赴南洋的旅程，一路辗转，抵达印尼首都雅加达，暂时住了下来。
由于沿途遭遇劫匪勒索、印尼的军警卡哨强行收走携带的港币，到雅加达后投资做生意失败的诸多原因叠加，让刘峙的万贯家财所剩无几。
无奈之下，刘峙只得带着家人搬去了物价较低的茂物，可茂物消费再低，终究还是要花钱的。为了维持生计，上过大学的黄佩芬，在当地一家华侨学校谋得了教师的工作。
靠着黄佩芬一人的薪水，和剩下不多的积蓄，刘峙一家勉强在茂物安顿了下来。
几个月后，黄佩芬一脸焦急地回到家，对刘峙说：“我在香港的亲友去世了，我得去一趟，可这一走，学校的工作怕是保不住了。”
刘峙也犯了难，说：“这可如何是好，你这一走，家里的收入又没了，而且要是把这个工作丢掉，那以后怎么办？”
黄佩芬说：“我明天再去找一下校长，看有没有别的办法。”
第二天中午，黄佩芬回家后，兴冲冲的对刘峙说：“我跟校长说你也很有学问，让你先替我教着，等我回来，校长答应先让你试试。”
刘峙硬着头皮来到学校，校长问：“刘先生，你确定能教好小学的课程？”
刘峙说：“我早年读过私塾，国文还是有基础的，地理方面，我走南闯北多年，教孩子们绰绰有余。”
就这样，刘峙开始了他的教学生涯，他好歹是国军上将，阅历丰富，早年还在黄埔军校当过战术教官，教育一帮小学生，还不是手到擒来。
在试课过程中，刘峙仅仅上了两次课，就深受学生喜爱。校长随后带着一众老师前来听课，老师们也被刘峙的博学所折服。于是，校长决定聘任刘峙为正式教师，安排他教授六年级的国文和地理课。
过了一段时间，校长又让刘峙兼授五年级的尺牍写作，不久后又给他增加了作文、历史。由于带了五门课，刘峙的薪水，比黄佩芬高不少。
黄佩芬探亲归来后，校长说：“你丈夫讲得很好，今后你就改教音乐和美术。”
至此，刘峙一家在印尼算是扎下了根。
到了1952年，由于茂物的治安急剧恶化，针对华人、华侨的恶性事件时有发生，为了家人的安全，刘峙不得不另谋去处。
刘峙给顾祝同写了求助信，顾祝同将情况反映给老蒋，以言语暗示，说刘峙若长期留在印尼，万一乱说话，将老蒋的某些“秘闻”、“黑料”抖落出来就不好了。
老蒋一听有理，便给刘峙发去邀请电，让他到台湾来养老。1953年初，刘峙带着家人到了台湾，老蒋倒也没有食言，让他挂名“上将战略顾问”，领取薪水。
国民党逃台后，面对“官多兵少”的现状，老蒋下令按照“铨叙军衔”发放薪水。昔日那些中将、少将，许多铨叙军衔只是上校，在失去军职后，薪水大大降低。
而刘峙，早在1935年就铨叙“陆军二级上将”，因此薪水还是不低的，足够一家人的花销，境况比在印尼要好上不少。
无事可干的刘峙，整日忙着写回忆录。不知为何，老蒋拒绝让刘峙的回忆录正式出版，于是刘峙自行油印了一百来册，分送给在台的好友及黄埔学生。
对刘峙的回忆录内容不以为然的大有人在，比如孙元良就愤愤的说：“我这个老师，把徐州兵败的责任全推给杜光亭了，简直是荒唐至极。”
黄杰、王叔铭、袁守谦等黄埔一期生，在收到刘峙的回忆录后，几个人拿出一笔钱作为“回礼”，让刘峙带着黄佩芬去美国旅游散心。刘峙的美国之行，耗时大半年，回来后，他将精力用在了完善回忆录上。
1965年，一直陪伴刘峙的黄佩芬因病去世，这对刘峙打击很大，此后变得沉默寡言。六年后，刘峙因糖尿病并发症而死，年71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