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春天，一个普通的沈阳妇女走进银行，手里拿着三斤黄金，想换点钱，谁也没想到，这一包黄金，牵出了19年前的一桩大案，震动全国。 一个曾经的工厂干部，用19年时间，藏着掖着这批金子，最后还是没躲过一个银行职员的眼睛。 1980年4月15日，沈阳中华路人民银行的营业大厅里来了一位中年妇女，穿得挺普通，手里提着个旧布包。 她把包放在柜台上，说要换点钱，柜员打开包，发现是一大块黄金，看着不像民间的金饰，而是一整块，没有编号，切割平整，像工业用金。 这在当时可不多见，尤其还是一块重达三斤的，值班人员管凤昆一眼就看出了不对劲，他没声张，把事报告给了领导，再报警，警察赶来，把人带走，案子一下子翻了出来。 女人叫黄淑珍，面对警察，她起初支支吾吾，但没坚持多久就说了实话，她说这些黄金是她丈夫留下来的。 这个丈夫叫关庆昌，原来是沈阳615造币厂的副科长，早在1961年就把这黄金偷出来了。 这话一出，警方立刻联想起当年一直没破的黄金失窃案。 1961年，615厂一夜之间丢了两大块黄金，差不多40公斤，案子拖了快20年，一直没头绪。 事情要从1960年说起。那时候国家经济紧张，需要向苏联偿还债务，也需要外汇进口粮食。 沈阳615造币厂被指定提纯黄金，是机密单位。 关庆昌是厂里负责生产的副科长，虽然职务不低，但出身有问题，他当年在伪满洲国警备队当文职，家里也算“复杂分子”，那时候讲究政治立场，他心里一直发慌。 他觉得这日子不踏实，老觉得有一天会被清算，黄金当时在厂里随便放，临时仓库里就堆着没人看。 他天天看着那金砖，心里起了贼心，为了试试水，他先让老婆从厂里的电解车间带出些黄金边角料，不多，大概一斤，结果一点事都没有，他胆子更大了。 1961年3月18日晚上，外面下着雨，关庆昌像往常一样去澡堂，特意找人打了招呼，做了不在场证明。 洗完后，他趁天黑回到厂里，用事先配的钥匙打开仓库门，把两块黄金装进雨衣里，顶着风雨出了厂门。 他个子不高，身子也不壮，背着几十斤重的黄金走了五公里回家，回到家，他把黄金藏在床底下，吭哧吭哧切割，打算分批藏起来。 起初，他把黄金分块藏在炉子后、墙缝里，甚至厕所水箱上，可这么一来动静也大。 有次他试着熔金，把邻居都吓到了，说他家有动静像炸炉子一样。 邻居报警了，厂里来人查，也查不出啥，关庆昌怕事，又搬了家，从厂区宿舍搬到城边的旧房子里，一家人过得跟躲债似的。 时间久了，他越藏越怕，连他父亲都觉得不对劲，老人家担心得不行，最后得了心病，郁郁而终。 关庆昌的老婆黄淑珍，一开始也怕，后来习惯了，有时也劝他扔了，可他死活不肯，说迟早能用得上。 1960年代末到1970年代，全国抓得紧，黄金根本没地方花。 他们夫妻也从不提这事，孩子也不知道，就是每年换季搬家、清理炉灰时，都要小心再小心。 等到了1980年，国家政策变了，黄金不再是绝对管控物，银行还开出高价收购。 关庆昌觉得机会来了，切了块最小的，让老婆带去换钱。 他选的是老婆出面，觉得女人不像目标，容易蒙混过关，可他没想到银行职员那么警觉，黄金一露面就被盯上。 警察顺藤摸瓜找到他家，屋里一通翻找，在炉膛、床板下面找到了剩下的黄金，还翻出当年的雨衣、切割工具。 这些东西一看就不是普通人能搞的，公安把物证送去鉴定，和1961年失窃记录对上了，重量、成色、形状都一致。 当年办案的人，有的都已经退休了，没想到这案子突然结了。 关庆昌被抓时已经60岁出头，看起来就是个普通老头，蹲在地上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他老婆哭得眼睛都肿了，说这么多年白活了，一家人全毁在这事上。 审讯很快结束，案子直接上报到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一审的时候，法院先定的是贪污罪，判了关庆昌死刑，黄淑珍死缓。 可后来最高法院复核后，改成盗窃罪，改判无期徒刑。 判决书上写得清楚，说两人利用职务便利、长期藏匿国家财产，情节特别严重。 这个案子也牵出了当年厂里不少人，有几个干部被调查，有人被平反。 原来案发后，厂里有人背了黑锅，甚至受处分，直到这次才洗清。 老一代的工人都记得这案子，那会儿国家物资紧张，一斤金子能换一排房子。 关庆昌偷的不是金子，是命，是信任，他原以为能靠这些金子过一辈子，结果连命都搭进去了。 1981年，关庆昌在狱中病重，不到两年就死了。 他老婆在监狱里待了十几年，后期因为身体不好获准保外就医。 案子结了，可人们还在议论，有说他是疯了，有说他太贪，也有人说他是被逼的。 但这些都没用。几十斤金子没换来好日子，换来的是一家人的噩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