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6月，开国中将廖汉生回乡给前妻扫墓，结束后非要到一农妇家吃饭，下属极力劝说，中将却说：“她是我女儿。” 1933年，此时，廖汉生已是贺英游击队的一员，贺英是贺龙的大姐。 在红军面临敌人围剿的情况下，贺英的队伍始终坚持着红军的阵地。 当廖汉生见到贺龙及关向应时，他第一次握住了关向应的手。 几天后，廖汉生带着贺英的游击队成功与红军主力会合。 此时，贺龙和关向应决定继续组织抗敌力量。 由于叛徒的出卖，贺英游击队在鹤峰遭遇了敌人猛烈的袭击，贺英等人英勇牺牲。 廖汉生带领残余部队继续坚守阵地，后来被任命为鹤峰县游击第四大队副大队长。 1933年，廖汉生被调到红军军部担任书记员。 此时，中央分局的内部清洗行动使得红3军的组织遭到了严重破坏，许多政治干部被肃清。 尽管如此，廖汉生凭借自己高小的文化背景，逐渐受到重视，并成为关向应推荐发展党员的首选对象。 9月，廖汉生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4年，他被调任红9师政委，并参与了湘西的攻占战斗。 在这一时期，廖汉生继续贯彻和实施扩红政策，广泛吸纳贫苦农民加入红军。 然而，关向应始终强调扩红的质量。 廖汉生从关向应的指导中明白只有经过严格筛选和思想教育的兵员，才能真正成为红军的骨干力量。 在长征的过程中，红军每到一地，廖汉生就与其他政治干部一起，深入群众，宣传土地革命政策，并帮助农民分田地。 1936年，红2、6军团在甘孜与红四方面军会师。 此时，廖汉生对党内的一些分裂思潮深感忧虑，关向应始终坚定地支持党中央，明确拒绝了张国焘的言论。 红六师中，廖汉生担任了政委职务。 此时，张国焘借红军总政治部的名义向红二、六军团发放了两本小册子，其中之一《干部必读》对毛泽东、周恩来等人进行了激烈的批评。 廖汉生及时察觉了其中的危险，未将这本小册子分发给部队。 关向应要求他将书集中并送到总指挥部进行销毁。 廖汉生和冼恒汉等人继续留任。 长时间的斗争与磨合让张国焘不得不最终同意与中央红军会合。 长征最终到达陕北后，有人指责贺龙“军阀主义”，并且指出他任用了许多与他有私人关系的部下。 廖汉生对此感到十分困惑。 毕竟，贺龙不仅是他亲戚。 关向应指出，这些对贺龙的批评是不负责任的。 1944年，廖汉生和贺炳炎负责组织干部大队，重返洪湖地区开展工作。 此时，关向应因病卧床，廖汉生多次前去探望，并在临别时，关向应满怀深情地告诫他，要冷静处理与他人的关系。 在日本投降后，中央决定组建新的军区，廖汉生被任命为江汉军区的副政治委员，并继续与贺炳炎一起，积极参与战略规划与反击敌人的战斗。 1946年，在敌人的围攻压力下，中央决定撤回部分干部，廖汉生也因此回到延安。 新中国成立后，廖汉生作为青海军区的政治委员及中共青海省委副书记，他参与了地方政权的建立和社会安定工作。 他积极推动民族团结，参与剿匪平叛行动。 此外，他还着手改善交通建设和生产条件。 1952年，廖汉生调任西北军区工作，担任政治部主任及副政治委员，并在1954年成为国防部副部长。 两年后，他进入解放军军事学院战役系深造，并于1957年被任命为军事学院院长。 在此期间，他不仅专注于军事理论的教学，还关注军队的实际训练。 1960年，廖汉生被调任北京军区，担任政治委员一职。 他带领部队参与了河北、天津的抗洪救灾，并在经济困难时期有效组织了部队的生产。 他大力推动部队开展军事比武，并支持军区文化工作。 然而，在动荡时期，廖汉生遭到反动组织的迫害。 1972年，在毛泽东和周恩来亲自批示下，他才得以重获自由。 此后，廖汉生重新投入工作，先后担任军事科学院政治委员及南京军区政治委员。 1979年，廖汉生决定利用假期回到家乡。 他已经有44年没有再踏上这片土地。 曾在这里生活过的亲人，始终是他心中的牵挂。 特别是他的大女儿春莲。 春莲是廖汉生与第一任妻子肖艮艮所生。 在廖汉生出征前，春莲仅有五岁。 廖汉生自17岁起参军，长期投身于游击战争。 1935年，廖汉生随部队离开了湘西，之后与妻女失去了联系。 直至1942年，才得知肖艮艮在被地方民团抓走后牺牲。 春莲和奶奶相依为命。 解放后，一位老战友偶然得知春莲的下落，便带她和母亲前往城市与廖汉生重逢。 此时的春莲已经成家，并过上了农民生活。 1979年，开国中将廖汉生回到家乡，他站在亡妻的墓前，默默低头致意。 傍晚时分，警卫提议休息，然而廖汉生却要求去拜访一户村民的家。 他坚持说，那是自己的女儿。 当他们抵达时，一位中年妇女显得惊讶而激动，她认出了廖汉生，扑进他怀中。 廖汉生眼含泪水，轻轻拍着女儿的背，低声道歉。 随后，女儿便忙碌着为父亲准备饭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