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子文临终把日记捐给美国，要求宋美龄死后再公开，果然内有大瓜。宋子文给人们留下的印象可不好，市井传说中，他是富可敌国的存在。但是他自己心中，对于自己的认知，却和大众颇有不同，他临终前留下的日记里，大瓜可不少。 1971年春天，纽约一处住宅内，76岁的宋子文在友人家中用餐时，一块鸡骨头意外卡在喉咙气管，就这样，民国时期叱咤风云的财政大臣、曾经被传闻＂富可敌国＂的财政一把手，竟以如此平常的方式告别人世。 当时，这则噩耗迅速传遍全球，尼克松亲自向宋家三姐妹发出邀请，希望她们能赴美参加丧礼。然而，命运却像是有意安排着这场告别的冷情。宋庆龄因中美尚未建交，无法租到直飞美国的航班；宋美龄虽已飞至夏威夷，却被蒋介石阻止继续前行；而在美国的宋霭龄，看到两位妹妹都未能前来，再加上丈夫孔祥熙生前与宋子文关系不睦，也取消了出席计划。最终，在这位民国政坛重量级人物的葬礼上，没有一位宋氏三姐妹的身影，只有他的子女、弟弟宋子良和一些友人送他最后一程。 宋子文的灵柩被暂时安放在纽约州北部佛恩崖公墓的地下室，生前他曾多次表达希望能够落叶归根的愿望，可惜条件限制，最终还是被安葬在纽约北部的芬可利夫墓园。 市井传言中，宋子文一生聚敛了巨额财富，但事实远非如此。据其大女儿宋琼颐后来在采访中透露，父亲去世时的遗产总计仅800万美元，扣除200万美元遗产税后，留给夫人张乐怡的只有500多万美元。这一数字与《宋家王朝》一书中提及的数额相去甚远，更与＂富可敌国＂的传闻形成鲜明对比。 鲜为人知的是，宋子文在临终前做出了一个重要决定——将他保存多年的个人档案全部捐赠给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并签署协议要求保密30年。这批档案包含他的日记、电文和往来书信等大量珍贵史料，记录了他作为民国政府财政核心人物的所见所闻，以及与孙中山、蒋介石等政治人物的密切交往。 这份遗愿背后，是宋子文的深思熟虑。他希望这些材料能在适当的时机被公开，为后人了解那段风云变幻的历史提供第一手资料。而所谓的＂30年保密期＂，恰好跨越了冷战时期最敏感的阶段，也为宋家其他成员，尤其是当时仍活跃于政坛的宋美龄提供了必要的缓冲。 2004年4月26日，随着宋美龄的离世，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正式解封了保密30年之久的＂宋子文档案＂。这一刻，历史学者们终于得以窥见这位民国财政大臣心中的真实想法。翻开那些泛黄的纸页，几乎不用费力寻找，众多历史＂大瓜＂便跃然纸上。 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宋子文关于西安事变的详细记录。作为这场历史转折点的关键调停人，宋子文在日记中记录了许多外界不为人知的细节。1936年12月12日，当张学良、杨虎城发动兵变扣押蒋介石时，全国震动。宋子文作为蒋介石的亲信与宋美龄的兄长，两次前往西安，在危机四伏的环境中穿梭于各方之间。 他的日记揭示，蒋介石被扣初期，情绪极为低落，甚至绝望到不吃不喝的地步，拒绝与张学良、杨虎城谈判。宋子文记载，蒋介石态度的转变是在其私人顾问端纳带去宋美龄亲笔信后才开始出现的。那封信不仅介绍了南京方面的危急形势，还分析了张学良兵变的真实动机，让蒋介石意识到消极应对只会使局势恶化。 与其他当事人的记录不同，宋子文在日记中毫不避讳地提及中共代表周恩来在事变和平解决中的重要作用。他详细记录了与周恩来的谈判内容，以及中共方面为促成联合抗日所作出的关键让步。这些描述为后世研究西安事变提供了更为客观全面的史料支撑。 更令人意外的是，在这些私密日记中，宋子文多次抱怨＂与蒋难共事＂。虽然表面上是郎舅关系，政治上也同属一个阵营，但宋子文与蒋介石之间的矛盾冲突远比外界想象的要深。1928年至1933年间，宋子文因财政问题曾四次在蒋介石面前拍桌子，并提出辞职，表达自己的愤怒和决心。 宋子文留美多年，观念开放务实，对经济有独到见解，而蒋介石以及国民党内许多官员对经济运作却相当陌生。在抗日政策上，宋子文始终不赞同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方针。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他就主张联合一切可能的力量共同抗日，包括寻求与中共合作的可能。当无法说服蒋介石时，他转而积极联系美国，为中国争取到宝贵的国际援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