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她衣服给脱掉，洗鸳鸯浴！”戴笠的声音像块冻硬的铁皮，在审讯室里砸出回音。两个宪兵刚靠近，苏姬突然往后退，后背撞上潮湿的墙壁。她旗袍上的血迹已经结痂，领口大开，露出锁骨下方被鞭子抽烂的皮肤，但此刻让她发抖的不是伤口，而是地上那盆不断蠕动的东西。 木盆里的活水蛭正在浑浊的水里翻涌，几百条暗红的软体动物顺着盆沿往上爬，吸盘在木板上发出细碎的“啵啵”声。苏姬盯着那盆东西，指甲几乎掐进掌心，三天酷刑都没让她眨眼，此刻却觉得后颈发凉——她知道戴笠说的“鸳鸯浴”是什么，去年在香港情报站，她亲眼见过一个叛变的女特工被扔进这种浴缸，最后从鼻孔里拽出半条肿胀的蚂蟥。 这个在桂林开了三年咖啡馆的“爱国老板娘”，真实身份是日本陆军省直属的“樱花特工”。1937年从上海教会学校毕业时，她就被特高课选中，用“苏姬”这个假名嫁给香港富商，在新加坡建立情报中转站。那些装在咖啡罐底的微型胶卷，那些用口红在菜单背面画的箭头，精准指引着日军轰炸机的航线——1942年飞虎队刚到桂林时，她亲手把油库坐标缝进丝质手帕，送给了驻防旅长的三姨太。 但这次她栽在了戴笠手里。1943年4月叠彩山的爆炸案后，美军反间谍小组顺着咖啡馆的进货单摸到了异常：每周三送来的巴西咖啡豆里，藏着用密码写成的气象报告。当戴笠看着监听记录里苏姬用日语跟胡阳宗说“油库守备换岗时间”时，气得把茶杯摔在地上——这个胡阳宗，竟是军统桂林站的站长。 “局座，水准备好了。”副官的话打断了回忆。戴笠叼着雪茄走近，火光在苏姬苍白的脸上跳了两下：“听说你在新加坡学会了用咖啡渣占卜？今天我让你占占，自己能从这盆里爬出来几条蚂蟥。”他突然用烟头按向木盆边缘，几条试图爬出来的水蛭瞬间蜷成一团，发出类似老鼠 squeak 的声音。 苏姬再也撑不住了。她想起三年前在曼谷，自己就是用这招逼问过一个泰国情报员——当时她把对方的手按进装满蚂蟥的陶罐，看着那些东西顺着指甲缝钻进去。现在报应来得太快，当宪兵撕开她最后一层内衣时，她盯着戴笠军装上的铜纽扣，突然发现自己从来没看懂过这个男人：他明明知道自己是国民党培养的特工，却比日本人还清楚特高课的心理战套路。 “我说！”当第一条水蛭碰到她脚踝时，苏姬尖叫着跪倒在地，“油库是胡阳宗卖给日军的！他收了三箱鸦片！还有驻防团的周团长，每个月从柳州运来的‘医疗物资’里，藏着给日本人的密电码……”她语无伦次地说着，眼泪混着汗水滴进木盆，惊得水蛭们纷纷摆动身体。戴笠却摆摆手让宪兵退下，从口袋里掏出一方绣着梅花的手帕，轻轻擦去她脸上的水痕：“早这么乖，何必要见这些老朋友？” 这方手帕让苏姬猛地一怔。梅花是她当年在军统特训班的代号，而戴笠亲自给她递手帕的举动，比蚂蟥更让她胆寒——这意味着对方早就知道她的真实身份，却放任她在桂林活动了三年。原来最危险的陷阱，从来不是刑讯室的木盆，而是那些藏在笑脸背后的纵容。当她供出最后一个联络点时，戴笠已经走到门口，突然回头说了句：“对了，你前夫在新加坡的产业，我帮你‘接收’了。” 三个月后，当美军在柳州日军司令部搜出盖着胡阳宗私章的调令时，苏姬正被押往重庆的监狱。路过桂林火车站时，她透过铁窗看见自己的咖啡馆已被查封，橱窗里的留声机还在放着那首《何日君再来》。她突然想起戴笠擦她眼泪时的温度，想起那盆让她崩溃的蚂蟥——原来真正的“鸳鸯浴”，从来不是人和水蛭的共浴，而是这个腐朽政权里，所有贪婪与背叛的交缠沉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