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南京公安局接到群众举报抓捕了一个摆烟摊的老人，经过确认老人是杀害共产党与进步人士的中统大特务，因此法院决定判处他死刑，可他却大声喊冤道：“让陈赓来，他能证明我的身份。” 老人名叫鲍君甫（别名杨登瀛），别看他现在落魄，年轻时那可是中统最为风光的大特务。 鲍君甫当特务是在1928年，而拉他当特务的人正是青帮大老杨剑虹。 杨剑虹和鲍君甫是广东老乡，又是挚友，在陈立夫成立党务调查科（中统前身）后，作为陈立夫的心腹，他被任命为采访股总干事。 为了充实特务队伍，杨剑虹多次游说鲍君甫，希望他能发挥能力为国民党效力。 杨剑虹之所以非要拉鲍君甫入伙，并不是看中了他的才学，而是欣赏他的社交能力。 鲍君甫的确是个社交达人，他风趣幽默，只要愿意就没有他交不到的朋友，因此在那一时期，国共两党都有他的朋友，上海的黑帮大佬也和他推杯换盏，比如杨剑虹就和他无话不谈，对他非常信任。 给国民党干活？鲍君甫有些犹豫，毕竟在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时，由于不满其出尔反尔的卑劣行径，已经加入国民党的他积极投身讨蒋行动，结果被逮捕入狱，后来还是蔡元培保释，他才恢复了自由，但也因此离开了国民党。 犹豫不决的鲍君甫便把杨剑虹拉他当特务的事告诉给好朋友陈养山（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官员）。 陈养山的真实身份是中央特科情报员，于是他把情况向周恩来和陈赓做了汇报，刚好周恩来正在物色打入中统特务高层的人选，于是在经过进一步的接触后，陈赓抓住鲍君甫“爱财”的特点，第一次见面就给了一根金条给鲍君甫，并对他说以后每个月还会提供300块大洋的活动经费，特别花费另外结算。 不得不说这个条件太优厚了，要知道当时中央特科的机关人员每月津贴是20元，周恩来的津贴加上车补也才22元，可见为了策反鲍君甫，中央是花了大力气的。 陈赓还承诺会给提供一些进步书刊及价值不高的情报，而那些对党不忠诚的党员，也会让鲍君甫去抓，以增加国民党对他的信任，让他迅速能平步青云。 果然靠着陈赓提供的“情报”，鲍君甫很快就获得了杨剑虹的器重，成为了高级特务，在杨剑虹死后，他更是被蒋介石亲自任命为调查科驻上海特派员，成为了上海特务机构的最高领导，并成为新任中央调查科主任徐恩曾的心腹。 鲍君甫拿着中央给的经费周旋于国民党军、警、特等机关，由于出手阔绰，交了一大堆国民党军官朋友，并从他们那里获得了许多机密情报。 为了保护鲍君甫，中央还将安娥、连德生等人安插到他身边工作，这样一来，情报便不需要他直接传递，这样也就降低了他身份暴露的风险。 鲍君甫提供的机密情报，不仅让中央对国民党的行径了如指掌，他还在拯救我党战友及清除党内特务等起到了关键用作，特别是在清除党内特务的环节，鲍君甫立下了大功。 比如1928年，时任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的罗亦农被特务抓捕后，鲍君甫通过暗中调查发现出卖他的正是贺治华与何家兴夫妇 ，他还得知他们为了荣华富贵将上海三百多地下党员的名单和地址透露给了国民党。 得到消息后，陈赓立刻转移了上海的地下党员，并让锄奸队将何家兴击毙，而贺治华则因抢救才捡回一条命，不过眼睛瞎了一只。 除此外，鲍君甫还挖出了白鑫、黄第洪等多名叛徒，并协助解救过任弼时和关向应等人，可见鲍君甫在隐蔽战线上的功劳是巨大的。 然而随着顾顺章的叛变，鲍君甫的身份也随之暴露，由于情况危急，陈赓要求他离开上海到外地去避风头，可鲍君甫自信满满地认为，有张道藩和徐恩曾给他撑腰，他一定对付得了顾顺章，可惜国民党早就怀疑有内鬼，因此不管他怎么能言善辩，还是被关进了监狱。 尽管受到了严刑拷打，鲍君甫始终不肯出卖我党，反而坚持表态他忠诚于国民党，后来还是张道藩和徐恩曾不愿意因他的问题落得政治对手诟病，所以想方设法将他保释出狱。 这时鲍君甫再次站在了人生的十字路口，一方面由于上海的地下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让他和党失去了联系，另一方面国民党也弃用了他，所以他沉寂了好几年，直到1934年才得到国民党的起用，担任了南京反省院副院长，然而由于他表现不佳再次被解雇，从此穷困潦倒的他只能靠摆小烟摊为生。 除了陈赓为鲍君甫做证外，陈养生、安娥等人也都写信为他做证，这样一来，大家才知道他竟然是我党首个潜入国民党的高级特工。 后来，陈赓不仅邀请到鲍君甫到北京做客，还考虑到鲍君甫生活困难，写信给南京政府，希望予以照顾，自此后南京政府每月发放100元生活费给鲍君甫，在当时全民工资平均40元左右的大环境下，这笔钱足以让鲍君甫过上相当不错的晚年生活。 1969年，76岁的鲍君甫因病去世。周恩来听闻他的死讯后，不光让陈养生前去吊唁，还悲痛地评价道：“鲍君甫的功远大于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