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9月，国民党74军空运南京后，军长施中诚即将调离，俞济时、王耀武向蒋介石推荐余程万、张灵甫中的一人接任。老蒋提笔划掉了余程万的名字，张灵甫在没有竞争对手的情况下，成为继俞济时、王耀武、施中诚之后的74军第四任军长。 1935年广昭战役中，作为第1旅旅长的丁德隆面对红军的连续攻击失去信心，准备撤退时，张灵甫坚持己见，成功坚守并最终逼退了红军，一战成名。 随后，在淞沪会战、南京保卫战等多场重要战役中，张灵甫的部队表现出色。尽管如此，他在升任旅长和师长之后的表现未能复制他作为团长时的辉煌。 1945年，张灵甫作为74军副军长短暂学习于陆军大学，虽然未再兼任师长，但他在湘西会战中并未显示出显著的军事贡献。此时期，他的军事职责主要限于师级部队指挥。 在抗战结束之际，国民党军事序列已十分庞大，张灵甫在74军内的地位尚不能与王耀武等高级将领相比。尽管有抗日功绩，但在整体的战绩和声誉上仍居于他人之后。王耀武的推荐使张灵甫得以继续执掌74军，尽管他在军事指挥上的能力并未完全得到验证。在涟水战役中，张灵甫未能有效控制战场要地，导致战事失利。 1947年，张灵甫在孟良崮战役中的指挥错误进一步显现。他试图在未建好公路的条件下急进坦埠，导致部队暴露行动计划，而其部下在执行“三光政策”过程中的暴行，更是令他的声誉受损。此外，张灵甫也在内部权力争斗中试图摆脱李天霞的影响，但最终在战略执行上的失误导致了战场上的失败。 中国内战期间，国民党与共产党的军事对峙中，双方的策略和情报战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1948年的一次战役中，双方展现了极其不同的战术运用和情报利用。这次战役的焦点集中在国民党的整编74师，该师在战役中处于极其关键的地位。 5月10日，粟裕指挥下的华野部队，尽管面临严峻的战场局势，但依然在中央军委的指导下坚持等待时机。此时的国民党军队已经进驻沂水以南的地带，其阵地孤立，易于被击破。粟裕洞察到这一点，决定利用这一优势进行军事行动。 5月11日晚上，华野部队意外获得了国民党第1兵团的完整作战命令，这一重要情报的获得加强了他们的作战计划。这份情报的获得源自一系列复杂的情报传递过程，最终由华野部队的侦察员在前线俘获了国民党通信兵，缴获了其携带的文档。 在作战策略上，粟裕最初考虑的是对国民党的侧翼部队进行打击，然而这样的行动虽可能取得战术上的胜利，却不足以形成对国民党中央军的大规模震慑。于是，他调整计划，决定集中全力歼灭整编74师。 5月12日，整编74师在毫无警觉的状态下继续前进，而此时华野部队已经改变了行动方向，开始围绕整编74师进行策略部署。在接下来的几天里，华野部队通过精确的战术执行，逐渐削弱了整编74师的战斗力。5月13日，华野的部队在前线展开了激烈的山地战斗，通过连续的攻防转换，逐步压缩了整编74师的行动空间。 张灵甫的战术判断在此时显得尤为关键，他在发现局势不利后，曾尝试调整策略，但由于先前的情报失误和战略上的盲目自信，他的调整迟缓而效果不佳。尤其在5月14日，当华野部队的包围圈趋于完成时，张灵甫的部队已处于极其不利的位置。这时，他仍未能有效地进行战术调整，导致整编74师在随后的撤退中遭受严重打击。 1949年的孟良崮战役中，中国人民解放军和国民党军之间的激烈冲突，特别是整编74师的覆灭。尽管张灵甫曾在抗日战争中表现出色，但在内战中他选择了站在国民党一方，这一决定最终导致了他的悲剧结局。 孟良崮战役中，整编74师面临的困境是极为严峻的。他们位于地势较高的山区，虽然这给予了他们初期的防御优势，但随着战斗的持续和物资的枯竭，这一优势逐渐转变为劣势。解放军的炮兵部队的到来，改变了战场的局势。 战事进一步恶化时，张灵甫的领导能力受到了极大的考验。据报道，他在困境中曾试图推卸责任，指责下属的建议导致了不利的战况。这种领导下的不团结，加剧了整编74师的混乱状态。 孟良崮战役的最后阶段，张灵甫所发出的绝命电报。电报中的内容后来被国民党用作塑造其英雄形象的材料，但同样存在争议。有观点认为，张灵甫的“绝命”表态可能被过度戏剧化，以符合某种政治叙事。 张灵甫的死亡方式也是争议的焦点。一些报告称他是自杀的，而其他证据则表明他可能在战斗中被杀。 在战后，对张灵甫的评价极具分歧。一方面，他的军事才能和在抗日战争中的贡献被一些人所认可；另一方面，他在内战中的角色和行为则被其他人所批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