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中共情报人员袁殊被76号抓获，特务要他招供，谁知袁殊却一点都不慌：“等着，我给岩井英一打个电话！ 1937年的某天，袁殊从沉睡中醒来，他隔窗看到门前停着一辆熟悉的黑色轿车，属于国民党军统局局长戴笠。他急忙穿衣下楼，迎接这位不请自来的访客。然而，戴笠没有接受他的邀请，而是直截了当地表示：“今天没时间了，这样吧，明早九点，你来找我吧。” 次日，袁殊准时抵达约定地点，当他离开戴笠的办公室时，袁殊被委以重任，成为了国民党军统上海情报局的少将衔特工。这一军衔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毕竟连戴笠本人也仅是少将。 但袁殊如何获此厚遇？事件的起源要追溯到戴笠此前的一次秘密会见。 戴笠曾密访上海青帮的领袖杜月笙，在询问杜月笙是否知道有擅长对日情报收集的人选时，杜月笙毫不犹豫地推荐了袁殊，青洪帮大佬曹幼珊的关门弟子。杜月笙的推荐，加上袁殊在青帮中的身份和能力，使他成为了军统中的高级特工。 与此同时，李士群清楚地了解到袁殊的能力和背景，曾试图拉拢袁殊加入自己的阵营，以增强76号的势力。然而，袁殊对76号的仇视根深蒂固，他厌恶与这些人合作，更不愿屈服于他们。 袁殊深知与76号的对立终将导致严重的后果。在反复思考后，他决定一不做二不休，计划彻底炸毁这个他所谓的“人间地狱”。他详细地起草了炸毁76号的计划书，意图一举摧毁这个黑暗的集结点。 然而，计划未能如愿实施，被76号的内部人员发现并举报。袁殊随即被再次拘捕，这次不再是以特工的身份，而是作为一名“犯人”被囚禁于76号。 在审讯室里，李士群毫不留情地直视袁殊：“老朋友，这可是你最后一次机会了，要么加入76号，我保证你高官厚禄，要不就是死路一条！你自己看着办吧！” 袁殊吸了一口气，站了起来，眼神中透露出一丝不屈：“我现在想喝杯酒、洗个澡，你要是还念及当年的交情，这点儿要求总能满足吧？” 李士群感觉到了机会的波动，迅速回应：“这还不简单，你要洗澡、喝酒，去我家就是了。”离开76号的路上，李士群假装烦恼地向袁殊透露：“这件事日本人都已经知道了，你好歹给我个台阶下呀。” 袁殊闻言，轻蔑地冷笑一声：“老李，你给日本人办事，难道我就没有日本的关系吗？现在我只求你一件事，就是让我当着你的面给日本人打个电话。”李士群听后惊讶不已，没想到袁殊还隐藏着这层关系。 岩井英一，袁殊拨通的电话另一端的人物，是日本驻上海的特工头目。两人的关系可追溯到多年前，岩井英一曾因共同的商业利益与袁殊建立过联系。在岩井的干预下，76号被迫放人，而袁殊也被迫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大汉奸。 袁殊实际上拥有五重身份：国民党中统、军统、日伪、青红帮，以及最重要的——中共中央特科驻上海情报站的情报人员。在潜伏期间，他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和关系，为中共提供了重要的情报和支援。 在一次访问日本期间，袁殊通过与日本内阁成员的密切交流，成功梳理出日本未来在东南亚的军事动向。这些珍贵情报被中共送至苏联，极大地减轻了苏联南线的军事压力，使其能更专注地对抗德国，为斯大林保卫战的胜利贡献了一份力量。 在太平洋战争期间，袁殊再次利用他与日本人的复杂关系，协助我党香港的进步人士进行紧急转移。尽管日军对香港实施了严密的封锁，袁殊仍成功协调撤退行动，安全疏散了800余名进步人士。 1945年抗战胜利后，国民党为表彰袁殊在潜伏期间的卓越表现，授予他“中将”军衔，并任命为军统直属第三站站长。然而在抗战的艰苦岁月中，袁殊的思想发生了转变。秘密地，他变卖了家产，将这些资金悄无声息地用于支持中共的情报活动。 1946年年初，他带着几名同样身份的部下，终于回到了心心念念的解放区。但此时，国民党的军统才意识到袁殊的背叛，戴笠在得知消息后气急败坏，立即对袁殊发布了全国通缉令。 抵达延安后，袁殊面临了新的挑战。由于他的政治经历异常特殊，继续使用“袁殊”这一名字会带来不便和危险。因此，组织上建议他改名为“曾达斋”，并定级为旅级干部，以保护他的安全同时也让他更好地融入新的政治环境。 然而建国后，由于潜伏工作期间部分文件的丢失，以及一些历史牵连问题，导致“潘汉年杨帆案”爆发。袁殊不幸被卷入其中，开始了长达27年的牢狱生活。直到1982年，经过不懈的努力和多方证明，袁殊终于得到了平反，重获自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