熟悉军史的人都知道粟裕大将来自华野，但很少有人注意到，华野是五大野战军里指挥层人际关系最复杂的，没有之一。有南昌起义的，有秋收起义的，有红一的，有红四的，有山东老八路，有江南新四军，有井冈山的老资格，还有白区地下党的领导人，哪个都不是省油的灯。粟裕大将就是在这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网中，把华中野战军这样一支偏师，带成了横扫千军的华东野战军。 在1947年1月，随着华东野战军的成立，一个全新的指挥结构出现在中国东部战场。这一部队由历史悠久的山东野战军和华中野战军合并而成，陈毅被任命为司令员兼政委，粟裕则担任副司令员。 粟裕作为新四军出身的将领，尽管他的军事才能已通过苏中战役和鲁南战役得到了证明，但他在新组建的华东野战军中却面临着来自“老资格”将领的不小压力。这些将领大多来自山东野战军，他们的军事经历丰富，很多都参与过二万五千里长征，有的甚至在平型关战役中立下战功。他们的资历和战功使他们在部队中享有很高的声望。 合并初期，华东野战军的内部矛盾主要表现在对战术和战略选择的不同看法上。尽管毛泽东已经明确指示由粟裕负责军事事务，但“老资格”的将领们对粟裕的指挥仍持保留态度。他们经常在战术上持不同意见，有时甚至会越级上报，向中央表达不满。这种内部的紧张关系，对华东野战军的整体作战效率和凝聚力构成了挑战。 华东野战军的成立背景是国民党在华中地区的兵力远超新成立的华东野战军。为了提高战斗力，确保战线的稳固，必须整合两支部队的力量。这种战略上的需求，迫使各方面必须妥协和协调内部矛盾。粟裕在这个过程中采取了低调的策略，尽量避免直接冲突，而是通过潜移默化的方式逐步赢得部队中将领的信任和支持。 陈士榘，历经多次战役洗礼，他对战场的判断总是极为谨慎。在鲁南战役的策略讨论中，他提出了反对直接进攻苏北的意见。他分析，敌方的74师在涟水战役中虽然损失惨重，但仍不可小觑，加之其背后还有桂系第7军和黄伯韬的第25师的支撑，这些部队的战斗力堪比74师。此外，两淮地区地形复杂，河流众多，不利于大规模部队的机动与部署，容易导致战局陷入僵持，从而使我军处于不利地位。 粟裕则持有不同见解。他认为利用涟水之仇的情绪，以及敌军在涟水战役中的损失，是个绝佳的报复时机。他认为，尽管敌军有强力的后援，但正是因为他们在涟水之战中受到的打击，我们可以利用速战速决的策略，打一个出其不意，迅速收复失地，重振士气。 在两位将领的激烈讨论后，陈士榘不愿看到战机被耽误，决定和政治部主任唐亮一同向中央直报，陈述各自的方案。陈毅在接到报告后，面对这一棘手的决策，也感到非常矛盾。最终，毛主席介入，下达了以25个团集中力量在鲁南歼灭敌人的命令。 在粟裕的细致部署下，华野部队最终在鲁南战役中取得了辉煌的胜利，歼灭了国民党的两个整编师和一个快速纵队。 孟良崮战役后，国民党力图在山东进行大规模的决战，动员了庞大的兵力。面对敌军的压力，华野部队采取了灵活机动的战术，频繁调整部署，以适应复杂多变的战场情况。 在1948年的春末夏初，华东战场的军事态势急转直下。随着华东野战军的壮大至64万人，加上地方军区部队和华野的补充，共军的总兵力达到了近百万之众。在这样的背景下，毛泽东下令着眼于山东济南。 当时的济南，作为国民党在华东的重要军事和政治中心，一直是双方争夺的焦点。面对这一战略决策，华野的指挥官们普遍支持这一决策，但粟裕却提出了审慎的考虑。 粟裕提出了三个详细的作战方案：第一是围点打援，诱敌深入，利用运动战的优势消灭敌军；第二是直接攻占济南，同时派遣部队阻挡徐州方向的敌军；第三则是结合前两者，即边攻城边打援，以分散敌军的兵力和注意力。在粟裕的分析中，第三个方案虽然风险和难度最大，但胜算也最高。毛泽东最终同意了粟裕的第三方案。 按照计划，许世友负责率领14万兵力主攻济南，而粟裕则亲率18万主力部队执行南下伏击的任务。粟裕的计划建立在对敌人行为的精准预判上，预计国民党军会从徐州调兵增援济南。 然而，在实际操作中，许世友表现出了他一向的军事风格：迅猛和直接。他不满足于仅仅是配角，而是带领部队在短短八天内，迅速攻克了坚固的济南城。 与此同时，粟裕的南线部队也顺利地引诱了敌军，达成了预期的战略目的。虽然主要的敌力还未完全进入战斗，但许世友的突然成功使得整个作战计划的实施提前了步骤。这一变化同时也让粟裕对许世友的军事才能刮目相看。 济南战役后，许世友因伤病被毛泽东安排休养，并任命为山东军区司令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