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公社和乡政府那个更先进，那个更符合人民的利益。这两个都实行了几十年，人民群众是最有发言权的。 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家面临重建的艰巨任务。以工业发展为主轴，农业作为基础，构建了一套全新的社会经济结构。在农村地区，政府实施了一系列深刻的土地改革。从西柏坡开始，政策明确了对土豪的打击和土地的重新分配，这为后续农村的社会主义建设打下了基础。 改革初期，农民被组织起来建立初级农业合作社，随后发展为高级合作社，最终形成了人民公社，实现了政社合一的模式。这一系列的变革，是毛主席提出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实践，被称为“总路线”。 1958年，大跃进运动的开展是这一总路线的进一步推进。政府推广的“三面红旗”即包括大跃进、人民公社和农业学大寨。然而，这一时期也出现了一些严重的问题，如生产任务的过度提高、盲目炼钢铁、办公共食堂等，导致了资源分配不当和生产力浪费。农业生产尤其受到影响，未能实现预期的跨越式发展，许多地区出现了粮食短缺和生活物资匮乏的情况。 除了农业，城市的工业建设也在加紧进行。工人、干部、军人和知识分子等多方面人员都投入到艰苦的城市建设和工业生产中。尽管1954年宪法确立后，中国的工业基础依然薄弱，甚至连飞机和汽车的生产都无法自给。 1960年代，中国经历了三年的自然灾害，这进一步加剧了经济和社会的困难。国家的军事和工业实力未能达到预期的水平，甚至原子弹的试验也曾面临巨大挑战。 面对这些挑战，国家逐步认识到单纯依靠计划经济模式的局限性。这促使政府在1978年后逐步放开市场，实行市场经济，取消了计划经济的严格限制，推动了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 农村地区的变革尤为显著。撤销了区公所，将多个人民公社合并为乡镇政府，简化了行政层级，并在区县党政的领导下，建立了一级人民政府。 随着政策的进一步放开，大量农村劳动力开始涌向城市，这不仅增加了城市的就业人数，也促进了企业和工厂的快速增长。许多农民工在城市找到了工作机会，有的甚至买房买车，享受到了改革开放带来的经济利益，实现了生活方式的转变。 1977年底，四川省开始对农村政策进行清理和实施，重点推广按劳分配原则，试图激发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1978年末，中国农村的经济结构经历了重要变革。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中央领导明确提出改革开放的方针，农业改革作为其突破口，首先在农村地区启动。此时，中国农村广泛实行的人民公社制度，虽长期被推崇，却因与农民的直接利益脱节而未能有效提升农业生产力。公社制下的“大锅饭”和“平均主义”导致农民缺乏生产动力，难以解决连基本的温饱问题。 1978年，安徽省通过调整策略，允许集体无法耕种的土地临时借给社员，以种植麦类和蔬菜。此政策迅速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部分地区甚至开始实行包产到组或包产到户的生产模式，极大地激发了农业生产潜力。 1978年12月，安徽省风阳县梨园公社的小岗生产队，21户农民自发决定将土地分开管理，采取包干到户的方式，这一行为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起点。此举不仅解放了农民的生产力，还促进了农民的自主权和利益直接挂钩，有效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 为正视和规范这一变革，1979年中共中央发布了相关文件，明确生产队可以在不分田单干的前提下，实行包工到组的联产计酬责任制，同时允许实行超产奖励。而在四川省，此类政策也得到了相应的实施，农民被允许在集体的监管下自行经营土地，实行“休养生息”。 1980年代，尤其是在邓小平的推动下，农村政策进一步放宽。邓小平在1980年明确表示，包产到户的政策在适宜地区实施后取得了显著成效，他强调这并不会影响集体经济的基础，而是一种向高水平集体经济过渡的有效方式。这一观点有效消除了部分干部和群众对包产到户可能倾向资本主义的担忧，促进了这一政策在全国的广泛实施。 1982年，中共中央进一步肯定了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社会主义性质，并通过《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将各种责任制正式纳入社会主义集体经济体系。1983年，全国绝大多数农村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制，这一制度不仅保留了土地公有制的基本框架，同时赋予了农户更大的生产自主权。 此外，一些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在不完全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的情况下，也对集体经济模式进行了改革，如实行专业承包和包干到组等方式，这些改革推动了集体经济管理水平的提升，并逐渐向邓小平所描述的“高水平集体化”迈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