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初春，82岁的毛泽东突然放下手中的《资治通鉴》，转头问身边工作人员："功德林里，还有国民党战犯吗？"这句看似寻常的问话，掀开了新中国历史上最特殊的一页特赦篇章。 这座始建于金代的古刹，历经元明香火，到了光绪年间改作粥厂救济饥民。北洋政府时期，梁启超在此创办中国最早的现代监狱，青砖墙上至今还留着"京师第二监狱"的斑驳字样。 1949年后，这里成了专门关押国民党高级战犯的场所，杜聿明、黄维这些曾在淮海战役兵戎相见的将领，都在高墙内度过了人生最漫长的二十六年。 管理所档案显示，到1975年春天，这里还关着293名平均年龄68岁的战犯。他们中年纪最大的已经七十六，最小的也过了耳顺之年。 这些曾经叱咤风云的将军们，如今每天的生活是读报、种菜、写思想汇报。黄维在回忆录里写道，他花了十五年时间研究永动机，管理所给他配了三个助手，虽然最后证明是徒劳，但这份宽容让他第一次对共产党产生了敬意。 毛泽东听取汇报后沉默了足足三分钟，工作人员记得，主席的手指在轮椅扶手上轻轻敲击，突然说了句："他们老了，做不了恶了，都放了吧。" 这句话看似轻描淡写，实则酝酿了二十六年。早在1959年首批特赦时，周恩来就提出过"一个不杀，分批释放"的方针，但当时国际形势复杂，特赦工作始终保持着审慎节奏。 3月17日的人民大会堂里，特赦大会的布置颇费心思。桌上摆着红烧肉和黄河鲤鱼，每人面前放着崭新的中山装。 当最高人民法院代表念完特赦令，现场响起压抑了二十多年的啜泣声。原国民党第十二兵团司令黄维接过特赦证书时，发现自己的手指在证书上抠出了汗印。更让人感慨的是，每人都领到了200元安置费——这相当于当时普通工人半年的工资。 这些获释战犯的去向成了大问题，有关部门原计划安排他们去工厂当技术员，但考虑到年龄问题，最终决定让愿意留下的担任文史专员。 杜聿明被安排在全国政协整理淮海战役史料，这个曾经的华东剿总司令，现在要亲笔写下自己如何被解放军俘虏的经过。 最倔强的文强，也就是文天祥的第二十三世孙，在接到编写《戴笠与军统》的任务时，苦笑着对工作人员说："你们这是要让我自己揭自家老底啊。" 台湾方面的反应却让人心寒，当大陆通过红十字会给蒋经国去电，表示愿意送返想回台湾的战犯时，得到的回复是冰冷的拒绝。 原国民党68军政工处长张铁石，本已买好去香港的船票，得知消息后竟在旅馆自缢身亡。这件事深深刺激了其他战犯，原军统少将段克文在回忆录里写道："我们成了政治棋盘上的弃子，终于看清了谁才是真正的家人。" 1980年，黄维作为政协委员到井冈山考察，站在黄洋界炮台前突然老泪纵横："当年要是早听共产党的话，何至于让百姓多受二十年苦。"曾经最顽固的战犯成了最积极的统战宣传员。 而功德林旧址在1986年被拆除时，施工队从墙缝里挖出上百封未寄出的家书，这些泛黄的信件后来被收藏在国家博物馆，成为那段特殊历史最鲜活的见证。 当年发放的200元安置费，有三分之一被战犯们捐给了希望工程。1995年杜聿明女儿从美国回来探亲，看到父亲每月领的300元工资，忍不住问："您不觉得少吗？"这位曾经的东北保安司令大笑："够买五十斤猪肉呢！共产党待我不薄。"这话被记者记下来登在《人民日报》上，成了改革开放初期最动人的统战故事。 信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1975年毛泽东决策释放国民党战犯内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