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6月，国民党上将钱大钧，走进军统湖北站，当着一众人特务的面，拔枪击毙了

1938年6月，国民党上将钱大钧，走进军统湖北站，当着一众人特务的面，拔枪击毙了副站长杨若琛，说：“谁再敢告黑状，这就是他的下场。”   1938年6月的一天，骄阳似火，武汉城内战云密布。   远处日军的轰炸声还未散尽，近处却传来一声震耳欲聋的枪响。   军统湖北站内，副站长杨若琛倒在血泊之中，他的眼睛睁得大大，似乎到死都未曾料到，这一枪竟来自国民党上将钱大钧之手。   这一幕，震惊了在场所有特务。   枪声刚落，钱大钧冷眼扫视全场，右手仍紧握手枪，声音不大却如寒风刺骨：“谁再敢告黑状，这就是他的下场。”   空气凝固，没人敢动，就连军统站里那几个素来桀骜不驯的特务头子，也低垂了头，生怕成为下一个靶子。   时间回到1936年，西安事变震惊中外，蒋介石在张学良和杨虎城的胁迫下，被迫接受联共抗日。   可这次“软禁”在他心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阴影，也彻底激起了他对“政敌”的防范。   事变过后，为了重建权威、稳固地位，蒋介石开始清算那些他认为“不够忠诚”或“可能动摇”的亲信。   而戴笠，这位军统之主、蒋介石最倚重的耳目，自然成了这场清算的操刀者。   钱大钧，西安事变前是蒋的心腹之一，担任重要军事职务。   但事变后，蒋对他渐渐冷淡，甚至撤去了他原有的要职，这一切，钱大钧心中有数。他知道，不是蒋介石突然变了，而是有人在背后“下套”。   而戴笠，正是那双躲在暗处的手。   1938年春，随着武汉成为抗战指挥中心之一，蒋介石又重新启用钱大钧，让他负责战区的后勤与指挥。   表面上看，这是信任的回归，实则不过是一枚棋子回到棋盘。   钱大钧刚一到任，就察觉到了异样。   军统湖北站早已被戴笠经营多年，其副站长杨若琛正是戴笠的心腹。   他每日紧跟钱大钧行动，表面是协助工作，实则寸步不离地搜集“黑料”。   一次军事会议稍迟到，便被记录为“懈怠军务”；一次因战略需要未执行原计划，就被指责为“贻误战机”。   这些琐碎小事，在特务的笔下，日积月累，变成了一份份厚重的“罪证”。   钱大钧心知肚明，杨若琛不过是戴笠的代言人。   他不是不知道军统的手段，也不是不明白告状的后果，但他一直在忍。   他以为只要认真履职，功过自会分明，谁知这帮人下手比敌军还狠毒。   那天，钱大钧终于做出了决定，他腰间别上手枪，带着几名亲信，径直走进了军统湖北站。   此时的杨若琛，正在一间小办公室内打电报，向南京汇报“钱某某某日未按军令行事”的所谓“实录”。   钱大钧推门而入，看着这张熟悉却令人厌恶的面孔，话未出口，手枪已经拔出。   “杨副站长，”他说，“你这些日子为我记录了不少事情，也该轮到我记你一笔了。”   “钱将军，你这是做什么？”杨若琛站起身，有些慌，但他仍带着几分军统人的倨傲。   “送你去见戴老板，”钱大钧冷声说完，扣动了扳机。   枪响后，整个军统站乱作一团。但没人敢拦他，面对一位带兵打仗的上将，军统的特务们竟不敢阻拦。   戴笠得知消息时，勃然大怒，杨若琛是他在武汉布下的重子，没想到却死在钱大钧手上。   他火速上报蒋介石，要求严惩钱大钧，按理说，这种“公然枪杀军统人员”的行为，若不是死刑，至少也是撤职流放。   但蒋介石的回应，却让戴笠意外，他只是淡淡地说：“让他停职反省。”   不到一个月，钱大钧就“复职归队”，继续参与战区指挥。   戴笠虽心有不甘，但也只能隐忍不发，毕竟蒋介石最终看重的，还是抗战的成败，而不是一位特务的死活。   这一枪，虽未击中戴笠，却打穿了军统权力的表皮，也让所有人明白：钱大钧不是软柿子，更不是任人宰割的棋子。   参考资料： 薛化元，《戴笠与军统》，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版，第23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