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因当汉奸被捕入狱，在胡适等人求情下，改判坐牢，49年出狱后曾决定去台湾，后写信给毛主席,毛主席只评了一句话，改变了周作人的后半生命运。
周作人的前半生，本来过得好好的，而且他身为一个新文化阵营的作者，在那时过得也算是有声有色。
但是日本人的到来，彻底让他的一生添上了污点。
1937年，日本鬼子进了北平城，面对整个京津地区大学举校搬迁的现状，周作人做出了令众人十分不解的一个决定：留在北平。
周作人给出的理由也很充分，要留下看守学校的资产。
之后在北大校长蒋梦麟的回忆录里也印证了周作人的这一说法，他确实有拜托周作人看管学校资产这事儿。
但就是这一留下，让周作人出事儿了。
周作人留在北平后，本来在燕京大学教书教得好好的，而且燕京大学是美国教会背景，和日本人没有半毛钱关系。
此时的周作人，或者说一直以来的周作人都是坚决反对投降日本的。但有时候有些事儿，不是你反对就能行的。
很快，日本人就由不得他选择了，直接迫使周作人做出选择，怎么回事儿呢？
日本人看周作人一直不与他们合作，还整天在北平继续上班教书，就是不理会日本人的招揽。
日本人怒了，直接派宪兵队进驻了周作人的家中，监视他和他的家人，生怕他们突然离开北平。
而且在此之前，还有一起莫名其妙的枪击案，这案子至今悬在那里，凶手到底是哪方派来的谁都不知道，但反正最后日本人是得利了。
日本宪兵队进驻周作人家中以后不久，加上本身周作人受到枪击案的威胁，最终选择接下了汪精卫政府的聘书。
要知道，此时的汪精卫已经投靠日本了，是一个彻彻底底的日本人走狗。
也正是因此，周作人接下汪精卫政府的聘书被当时人认定，周作人这是和日本人合作了。
这种事情有一就有二，有了第一次突破底线，之后就会无数次突破底线。
从周作人无奈接下汪伪政府的聘书开始，到1944年抗战胜利前期，周作人已经兼任了日本侵华报刊中地位较高的一份报刊——《华北新报》——的理事。
这一系列为保全己身做出的行为，在抗战胜利结束后，就给周作人带来了恶果。
抗战刚一结束，周作人就被蒋介石派人抓了起来，罪名很简单，周作人担任了汪伪政府的官职，还有一些侵华报刊或报纸的理事。
国民政府当即就准备对周作人进行审判。
这时候很多人站了出来，包括胡适、俞平伯等都为周作人辩护，毕竟他当年留在北平城的时候，极好的保护了一些北大的学校财产，还曾经帮助过一些抗日战士。
这就让他的判刑轻了很多，最终判为10年徒刑，但是等到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周作人就被释放了。
当时他的想法是要前往台湾，但是突然得知傅斯年接任台湾大学校长，之后周作人再也没提过前往台湾。
建国以后，周作人给周总理写了封长信，信中对自己当年的所作所为都进行了解释说明，试图在新政府成立后能够保留自己的家。
当时的信件被周总理交给了毛主席，最终毛主席说：“文化汉奸嘛，现在懂希腊文的人才不多，养起来，做翻译工作，以后出版就是了。”
但其实这段话是否出自毛主席，或者毛主席是不是当年真的做出过类似批示，这些尚且没有定论。
不过毛主席与周作人的相见确实很早就有了。
在前两年热播的《觉醒年代》中，那位从湖南走到北京的青年人在北大的校园里也曾见过周作人的，那时周氏兄弟还没有闹翻，这是无可争议的。
不过不论毛主席是否做出了这样的批示，建国以后周作人确实一直在从事翻译工作，尽管稿费一减再减，但也没有影响到他的正常生活。
直到1967年，周作人发病去世，也还在做一些翻译的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