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想把制造业拉回本土，最早其实是奥巴马提出来的。奥巴马去了一趟中国，发现2009年的中国早已不是1998年克林顿访华时看到的景象了，那时候中国工人还在缝纫机前忙着做衣服鞋帽。但到了2009年，深圳的流水线都能造出第一代iPhone这样的高科技玩意了。 贸易逆差多年来一直让美国头疼不已，在国际贸易的大棋盘上，美国长期扮演着“买家”的角色，进口的货物远远多于出口的产品，尤其是制造业商品，更是严重依赖海外进口。 就拿中国来说，大家日常用的手机、电脑等电子产品，家里摆的桌椅沙发等家具，身上穿的衣服鞋袜等纺织品，很多都是“中国制造”漂洋过海来到美国市场。 反观美国，虽然也有农产品、高端科技产品等出口，但数量和规模远远比不上从中国进口的体量。 制造业的外流，使得美国本土生产能力不足，无法满足国内对各类产品的需求，只能依靠进口来填补空缺。 把制造业拉回本土，能够增加国内产品的供应，减少对进口的依赖，进而改善贸易逆差的局面。 制造业岗位的流失对美国就业市场冲击巨大。曾经，制造业是美国就业的重要支柱，为大量不同技能水平的美国人提供了工作岗位。随着制造业向海外转移，许多工厂关闭，大量产业工人失业。 那些原本在汽车制造、钢铁生产等传统制造业领域工作的工人，失去了稳定的收入来源。而新崛起的服务业等行业，无法完全吸纳这些失业的制造业工人，导致就业结构失衡。 奥巴马政府希望通过制造业回流，创造大量就业岗位，尤其是为那些因制造业外流而失业的工人提供重新就业的机会，稳定就业市场，缓解社会就业压力。 贫富差距问题在美国日益严重，制造业岗位大多属于中高收入岗位，随着制造业的外迁，大量中高收入岗位流失，而新增加的就业岗位很多集中在低薪的服务业等领域。 这使得美国社会的收入分配愈发不均，富者愈富，贫者愈贫。将制造业拉回本土，能够重新增加中高收入岗位，改善美国民众的收入结构，缩小贫富差距，促进社会更加公平、和谐地发展。 随着全球局势的变化，供应链的韧性与安全问题愈发凸显。新冠疫情期间，全球供应链遭受重创，美国许多企业面临零部件短缺、原材料供应中断等问题。 因为大量制造业分布在海外，一旦出现类似疫情这样的全球性危机，或者地缘政治冲突等情况，美国企业的生产运营就会受到严重影响。 将制造业拉回本土，能够缩短供应链长度，减少对海外供应商的依赖，增强供应链的自主性和可控性，提升供应链的韧性与安全水平，确保在面对各类风险时，美国企业依然能够正常生产，保障国内产品的供应。 为了把制造业拽回美国本土，他那会儿可没少折腾。他先是搞出个“购买美国货”政策，强制政府部门采购时，必须优先挑本土制造的产品。这招就是想给美国制造业“输血”，人为制造国内需求，逼着大家多买国货。 他又推动通过了《制造业促进法》，这条法律直接给美国制造业企业送“大礼包”，用税收优惠等实打实的福利，帮企业削减成本。 不仅如此，他还喊出了“五年出口倍增计划”的口号。他鼓励美国制造企业把产品卖到全球各地，满世界找客户、拓市场，试图让美国制造重新在国际舞台上大放光彩，就盼着能靠这些办法，把流失的制造业给“捞”回来。 尽管他在努力推动，但由于美国制造业外迁多年，工业基础被逐渐掏空，重建生产线和供应链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资金和人力，且美国国内基础设施老化、劳动力成本高昂等问题依旧突出，导致制造业回流的成效并不显著。 特朗普上台更是把制造业回流当成“重头戏”，他大张旗鼓地把发展美国制造业、扩充就业岗位列为核心施政目标。 又是威胁要对海外生产的企业加征高额关税，又是在社交媒体上点名批评制造业巨头，甚至亲自打电话“劝”企业把工厂搬回美国，一副不达目的不罢休的架势。 到了拜登执政，同样没放下制造业回流这事儿。他签署了一系列法案，把目光聚焦在供应链的韧性上，试图让美国制造业的供应体系变得更抗造、更稳定。 从政策扶持到资金补贴，能想到的招儿都用上了，就是想给美国制造业打一针“强心剂”。 可现实却很“打脸”，不管是奥巴马的政策组合拳，还是特朗普的强硬手段，亦或是拜登的供应链改革，美国制造业想重回巅峰都没那么容易。 高昂的人力成本、老旧的基础设施、断层的产业工人队伍，这些“拦路虎”横在眼前，就算多届总统接力使劲儿，制造业想重新“支棱”起来，依旧是难上加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