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1月28日，农历腊月二十八，临近19时，四名持枪歹徒冲进鹤岗南山矿值班

1995年1月28日，农历腊月二十八，临近19时，四名持枪歹徒冲进鹤岗南山矿值班室，企图抢劫百万工资款。以孙海波为首的这四名歹徒，不仅凶残，而且极其专业。作案前，他们对南山矿值班室结构，有几个房间，每个房间里通常有几人值班，都做了仔细的踩点摸排，持枪进入现场后，他们做了分工，首先进屋的歹徒负责扫射，但绝不恋战，规定时间内打完就走，跟着进屋的歹徒负责补枪，一个不漏，绝不留活口，所以在这个案子中牺牲的经警，每人都是至少身中两枪。 但是，临近除夕，多名经警值班，他们的活动有偶然性，孙海波即便再有头脑，也无法预测偶然。案发时，有四名经警没在值班室，而是在与值班室相邻的小仓库里侃大山，百万工资款就在小仓库里，冲锋枪也在小仓库里。 因为这个偶然性，孙海波计划的突然袭击变成了对峙枪战，小仓库里有两名经警非常顽强，也很沉着，他们手持冲锋枪拼死守卫小仓库，孙海波等歹徒攻不进去，试图用炸药包炸，两名经警合力将门顶住，刚好把炸药包的导火索夹断了，孙海波见没法引爆炸药包，不敢恋战，放火之后就带着其余歹徒撤逃了，百万工资款，摸都没摸到。 这个案子，现场非常惨烈，大火扑面之后一共清理出十一具尸体，其中十具尸体陆续对上号，均为牺牲的值班经警，但第十一号尸体因为烧毁严重，面部变形，在第一阶段的侦查中没能确定下来。 这是这个案子的难点，也是侦破此案最关键、最精彩的地方。 一开始，办案人员怀疑十一号尸体是南山矿的职工，但经过排查，都排除了。 这个时候，专案组有人就提出来，十一号尸体会不会是歹徒？ 沿着这个思路，法医开始多轮尸检，最终发现十一号尸体头部有弹道重合的痕迹，经现场勘查，专案组最终形成一致意见：十一号尸体是歹徒，经警张永华在牺牲前一枪击中这名歹徒的右颊，但并没有立即致命，由于歹徒同伙弄不走他，或者根本不想弄走他，就朝他脸上补枪灭口。一枪补在右颊，一枪补在左眼。 但是得出这个结论，新的疑点又出现了：照一般的犯罪心理，歹徒朝同伙头上补枪，补一枪足以致命，歹徒为什么还要补第三枪？尤其是打在眼球上不合情理。 分析这个疑点，专案组最终推断，十一号尸体的左眼部，可能存在明显特征。歹徒补第三枪的目的就是为了毁掉这个明显特征。 就整个案情而言，确定十一号尸体为重大犯罪嫌疑人，且明确该名犯罪嫌疑人左眼部有明显特征，虽说侦破工作因此获得了重大进展，但距离破案，尚缺少一条关键线索、关键证据。 上世纪90年代，大案侦破，排查是至关重要的一环。就排查条件而言，结合犯罪嫌疑人左眼有明显特征，加上有没有作案时间，案发时有没有在场可能这些条件，排查难度并不算十分的大，但是，对这个案子而言，仅仅掌握这些，排查是无效的。 这就是以孙海波为首的这伙歹徒，特别狡猾，特别高智能的地方。 以孙海波为首的这伙歹徒，一共四个人，除了头目孙海波，还有闫文宇、田原、田宇兄弟俩，十一号尸体正是田原，其左眼有生理斜视的特征，东北话叫“搁楞眼”。 为什么说孙海波特别狡猾呢？这家伙特别熟悉90年代警察的办案程序，为了绕开排查环节，他居然提前半年，处心积虑地制造了团伙成员不在场的证明。 1994年9月，孙海波先是在鹤岗工农群楼六号楼租了一套房间，10月，他先让田原以去韩国打工的理由离家，住进了这里；12月，他又让闫文宇以停薪留职外出做买卖为名，也住进了这里。 大规模的排查开始后，民警曾注意到田原是搁楞眼，但是一查条件，他早在去年10月就去韩国打工去了，因此就没有深挖下去。 真正为这个案子带来关键突破是公安部首批特邀刑侦专家、“刑侦八虎”中的痕迹检验权威崔道植。 2月13日16时40分，崔道植和时任黑龙江公安厅副厅长张新枫抵达鹤岗案发现场。 抵达现场，崔道植首先做了一件事，通过现场勘查，弹道论证，现场推演，准确还原了经警张永华击中十一号尸体，也就是歹徒田原的过程。 紧接着，崔道植参加了由副厅长张新枫主持的破案指挥部会议。 在会上，张新枫明确指出，要给十一号尸体“洗澡穿衣”。 “洗澡穿衣”，这四个，简直太绝了。 针对这四个字，崔道植当时就提出来，再次仔细尸检，给尸体洗澡的过程中，要注意一点，尸体身上是否有纹身？ 作为痕迹检验权威，崔道植最厉害的是检验弹痕，后来的白宝山案，周克华案，一度都曾出现并案困难的问题。关键时刻，是崔道植以全国首席弹痕专家的身份，给出了并案关键结论：白宝山案，北京、新疆涉案枪支，确系同一支八一式自动步枪；周克华案，涉案枪支，产自巴基斯坦。 但是许多人不知道的是，除了弹痕，崔道植对一切跟犯罪相关的痕迹都有研究，这其中就包括纹身。 有人说，顶级刑侦专家上案子，有时候办案灵感非常厉害，这种灵感看似没道理，其实是厚积薄发。 就十一号尸体的条件而言，烧毁严重，如果没有崔道植的这个“灵感”以及执着精神，埋藏在田原皮肤深层的那一块龙形纹身，可能根本就找不出来。 而这块龙形纹身，正是此案侦破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