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国歌之父”田汉被永久开除党籍，最终在监狱中去世，许多人认为他是冤枉死的，七年后，田汉的妻子才得知真相，没过一年她也随他而去。 1968年寒冬腊月，北京西郊监狱最阴冷的牢房里，一位消瘦的老人停止了呼吸。他曾经是受到全国人民爱戴的艺术家，现在是有编号的囚犯。 看守往太平间运尸体的时候，没人能想到这具遗体与共和国国歌的紧密联系。 直到七年后的某个春日，当年负责唱叶片档案的工作组内情曝光，人们才惊觉这位倒在牢房里的老人，正是《义勇军进行曲》的词作者田汉。 那个迟来的春日午后，满头华发的安娥收到街道办递来的平反通知书。 这张泛黄的公文纸上最后几行字写着死亡日期，与她记忆中丈夫被带走的日子相隔两千多个昼夜。 她没有像外人想象中那样嚎啕大哭，而是轻声对着通知书说了句"老田真有福气"，转身继续摆弄阳台上那盆兰花——那是田汉最后一次回家时亲手移栽的。 这句平静的话语背后，藏着三十六年相濡以沫的患难真情，也折射出这个家庭跨越半个世纪的悲欢离合。 上世纪初的湖南省会长沙，田家老宅院中的桂花树常飘香气，刚会走路的小田汉总爱捡起落在地上的杭菊，学着国家台班里的武生摆架势。 父亲是晚清秀才，在他十岁那年骤然离世，穿行在灵堂前的白幡之间，母亲含泪劝慰他"得争气"，这三个字刻进少年心坎。 寄住在舅舅家那几年，堂屋里经常出现这样的场景：月色初上的黄昏，喜庆的鞭炮声从街巷传来，而十一岁的少年捧着半旧的《荆钗记》话本坐在石阶上，在旧书边沿写满批注。 十六岁跟着表哥乘船东渡日本那日，站在甲板上的田汉回过头去，看见港口的青砖城墙在晨雾中时隐时现。 东京高等师范学校里，他亲身感受着日本军国主义思潮带来的歧视，在同乡会上经历的冷眼，课本里的辱华描述，都化作数次退学抗议的导火索。 当时李大钊等人发起的少年中国学会刚在京都创立分部，田汉和郭沫若等青年常常彻夜讨论民族出路，生物教室的煤油灯总是亮到凌晨两点。 回国后的上海滩，田汉像点燃的鞭炮般完全释放创作热情，他创办南国社剧团时碰到不少阻力——巡捕房三天两头来查禁，演出到高潮处突然停电是常事。 有次在江湾空地上公演《获虎之夜》，男主演刚唱到"宁可饿死不吃老爷家的碎米"，台上飘起呵气的白雾，台下二十几个穿灰布衫的年轻人突然齐声合唱，把巡警吓得拔腿就跑。 据《田汉评传》记载，1934年深秋某日，聂耳带着半张草稿冲进田汉租住的亭子间。正在改剧本的田汉被打断思路，正要发火时却看到年轻作曲家眼睛里燃烧的火焰。 两人挤在不足八平米的房间里改词谱曲，煤油炉上的饭都煮糊了三次。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这句最初改动过七次，田汉总嫌太文绉绉，最后还是聂耳说"要以工友百姓听得懂为标准"才定稿。 不过命运的捉弄来得猝不及防，就在《义勇军进行曲》随电影《风云儿女》红遍大江南北的第二年，田汉突然在南京下关码头被捕。 监狱铁窗后的日子，寒冷与饥饿反倒让他的笔尖愈发锋利。 用小楷在草纸上写下的诗句被狱友冒险带出，改头换面后在《申报》副刊刊发，引发社会强烈抗议，这才换得保释出狱的机会。 新中国解放后那段日子，本该是艺术家创作的黄金时期，田汉白天在戏改委研究传统剧目，晚上伏案创作《关汉卿》，主人公雪夜写《窦娥冤》的情节，正是参考了他自己入狱时的亲身体验。 谁能料到，二十年前的坎坷经历竟成了"旧账"，运动开始后，他那些为保护传统戏曲所做的努力反被曲解成"文艺黑线"的罪证。 当看守所的铁门在身后合上时，田汉想起十六岁那年乘船离家时的晨雾。寒风吹动他胸前的囚服，粗布编号0673的墨迹还未干透。 在暗无天日的审讯室里，面对绕不开的历史问题，他始终坚持着当年在日本许下的初心："笔杆子当枪杆子用，总要为老百姓说真话"。 远在家中的安娥，此时正将丈夫未完成的《白蛇传》评注本锁进樟木箱，这些年来，她每隔三天便会取出丈夫的衬衫晾晒，好像那个赶着去文联开会的人随时会推门进来。 田汉第三次婚姻期间就与她相识，共同经历抗战迁徙、文化救亡，文革前夕两人终于正式登记。没想到这张迟来的结婚证，转眼成了永诀的注脚。 1975年惊蛰前夕，安娥在同乡老友家里看见《人民日报》上的某则报导，模糊的照片里藏着丈夫七年前告别世界的真相。 她眯着眼辨认铅印的小字时，右手无意识地摩挲着袖口磨损的盘扣。当天下午回到家里，她将珍藏多年的《义勇军进行曲》原稿放进木匣，系上红色绸带，仿佛这样人间的风霜便侵扰不得。 当新时代的国歌在广场上响起时，我们或许该记得，那些音符背后不仅有聂耳激昂的旋律，还回荡着田汉在囚室里坚忍的呼吸。 （信息来源：厦门老干部2009.4.28田汉一波三折的爱情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