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陈芝秀抛下年幼子女和丈夫常书鸿，跟下属私奔。没想到19年后，她衣衫褴褛，目光呆滞与女儿相遇，此时她已下嫁工人。她对女儿说了一句话，让女儿深感理解，还每月寄钱给她。 1908年，陈芝秀作为清代名儒陈季侃小妾所生的女儿出生了。由于身份的缘故，第二年她便被过继给了姓常的族亲家庭。养父母以＂庭下芝兰秀＂的典故为她命名，期望她能成长为一个秀外慧中的女子。 在常家的熏陶下，陈芝秀果然没有辜负养父母的期望。她不仅容貌姣好，而且在琴棋书画方面展现出了非凡的天赋。陈芝秀的养母擅长书画，经常在家中教导族中孩子们这门艺术。在这样的环境中，陈芝秀与养母侄子常书鸿相识并一同成长，两人渐渐培养出了深厚的感情。 常书鸿出身于满人贵族，原姓伊尔根觉罗，其祖父是满清的世袭正五品云骑尉。虽然家族显赫，但常书鸿却对父亲为他安排的联姻和染织事业毫无兴趣，他的心中只有绘画和陈芝秀。在一次与父亲的激烈冲突后，他甚至被关禁闭三个月之久。 1927年，已经23岁的常书鸿拿着法国里昂大学美术学院的录取通知书，告诉父亲自己要去法国进修油画，而且不需要家里出一分钱。凭借着经济独立的底气，常书鸿当年秋天便踏上了前往法国的邮轮。 次年，年仅18岁的陈芝秀也考取了里昂大学，独自远渡重洋追随心上人。 1931年，经过四年的刻苦学习，27岁的常书鸿从里昂大学油画专业毕业，正式进入法国画坛。他的作品融合了西方的前卫与中国江南的典雅，很快在巴黎艺术界崭露头角。评论家们视他为冉冉升起的新星，《梳妆》、《湖畔》等作品被巴黎知名画廊收藏。 在常书鸿成名之际，陈芝秀也为他生下了一个女儿。夫妻俩以里昂河流沙娜的名字为女儿取名常沙娜，寓意她是连接两人的河流。 1935年，常书鸿在巴黎的地摊上发现了一本《敦煌石窟录》。这本泛黄的古册让他认识到中国文物正遭受盗窃和流失，由此萌生了保护祖国文化遗产的使命感。当1936年国民党教育部发来任教邀请时，已经在巴黎画坛站稳脚跟的常书鸿毫不犹豫地决定回国。 对于这个决定，陈芝秀心有不满。但争执不过的她，只好带着女儿随丈夫踏上了归途。 回国后不久，日本全面侵华，夫妻二人带着女儿开始了颠沛流离的逃难生活。1940年，他们来到重庆，常书鸿成为教育部美术委员会常委兼秘书。然而安定没多久，他又提议成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并亲自出任所长。 对于陈芝秀来说，这个决定简直难以接受。她怀着二胎，无法想象要去戈壁沙漠生活。但在丈夫的劝说下，1943年3月，一家人最终抵达了敦煌。在那里，常书鸿全身心投入到文物研究中，而陈芝秀则要独自承担照顾孩子和处理家务的重担。 1945年，当陈芝秀提出要带孩子回重庆读书时，常书鸿因战事和工作没有同意。此时，敦煌驻守的国民党将官赵忠清出现在了陈芝秀的生活中。这位年轻帅气的将官用温柔体贴和同乡情谊打动了孤独的陈芝秀。陈芝秀抛下丈夫和年幼的子女，随赵忠清悄然离去。 离开敦煌后，陈芝秀跟随赵忠清来到了杭州。在那里，她迅速与过去划清界限，甚至在报纸上刊登声明，正式与常书鸿断绝关系。随后她嫁给了赵忠清，开始了新的生活。 然而好景不长，随着国内政治局势的变化，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作为前国民党军官的赵忠清因为＂为国民党卖命＂的罪名被逮捕入狱，最终被处决。 失去丈夫后的陈芝秀境遇急转直下。由于与国民党军官有染的背景，她在新中国的艺术界完全没有了立足之地。 生活的重担压在她肩上，迫使这位曾经的贵族小姐不得不为生计发愁。最终，她下嫁给了一名普通工人，靠当佣人、给人洗碗做饭、打扫卫生来维持生计。 1964年，在杭州的一条街道上，已经成年的常沙娜在街头认出了一位衣衫褴褛、目光呆滞的中年妇女——那正是19年未见的生母陈芝秀。 在短暂的惊讶之后，两人找了一个地方坐下交谈。陈芝秀看着已经长大成人的女儿说：＂我选择了自由，却输掉了一切，但我不后悔认识你的父亲。＂ 认识到母亲如今生活的窘迫，常沙娜决定每月寄一些钱给陈芝秀，帮助她改善生活条件。 随着与女儿关系的缓和，陈芝秀也曾试图与常书鸿重新建立联系，希望得到原谅。然而常书鸿已经另组家庭，并不愿意再见她。 她的儿子常嘉陵对母亲的态度则更为冷漠。当陈芝秀试图接近他时，常嘉陵明确表示不认可这份血缘关系，并拒绝与她有任何往来。 在女儿的资助下，陈芝秀的晚年生活有了些许改善。然而长期的劳累和心理压力已经严重损害了她的健康。 最终，陈芝秀在悔恨与病痛中离开了人世，常沙娜在母亲去世后，收集整理了她仅存的几件艺术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