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8月，松山战役打得正酣，连长陈启明蹲在坑道里给一名日军俘虏包扎伤口，手

1944年8月，松山战役打得正酣，连长陈启明蹲在坑道里给一名日军俘虏包扎伤口，手一滑，摸到对方胸前一块铜牌。借着火光一看，上面刻着“清风”二字。他心头一震，这俩字咋这么眼熟？更让他头皮发麻的是，俘虏低声说了句日语，提到他爹送的和服。这块铜牌到底藏着啥秘密，竟让陈启明从战场硬汉变成了沉默的罪人，甚至搭上了自己的命？ 陈启明生在1910年代的中国南方，家里是那种书香门第，父亲是个教书先生，靠一支毛笔养家糊口。他从小脑子灵光，十岁就能倒背《论语》，乡里人都说他将来准有出息。1937年，抗日战争刚打响前，他考上了公费留学，去了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学机械工程。 那会儿日本军国主义正嚣张，可大学里还算安静。陈启明在东京郊外租了个叫“清风寮”的小公寓，房东小林一家对他挺好，尤其是小林健次，跟他差不多大，两人没事就聊机械、修东西，关系铁得跟兄弟似的。1939年，他学成回国，赶上国家危难，直接投了军，加入中国远征军，一步步熬到1944年当上了连长。

松山战役是1944年6月到9月，中国远征军跟日军在云南松山干的一场硬仗。日军56师团盘踞在那儿，地形险要，工事又扎实，远征军为了打通滇缅公路，拼了命往上冲。这仗打得惨，双方死伤都老鼻子了，最后远征军硬是啃下了这块硬骨头。陈启明带着第五连，负责滚龙坡东南方向的坑道任务。那天凌晨，突击队扛着火焰喷射器冲上去，把日军一个地堡给端了，顺手抓了仨伤员回来。 陈启明那天亲自给俘虏包扎，主要是想看看有没有啥情报。包着包着，他手碰到一个硬家伙，低头一瞅，是块铜牌，上头刻着“清风”。这俩字一下把他拉回了日本那段日子，想起“清风寮”那栋木房子。还没回过神，俘虏喘着气说了句日语：“你爹送的和服，我妈一直留着。”陈启明愣住了，盯着那张满是血污的脸，越看越像小林健次——当年在樱花树下一起摆弄收音机的那个日本小子。 陈启明心里乱成一团。一边是战场上的铁规矩，一边是当年那份情分。他知道小林健次是日军，是侵略者，可脑子里老晃着那张合影，照片里四个人站在“清风寮”门口笑得那么开心。凌晨换岗的时候，他下了狠心，从角落拖了件破军服给小林健次套上，又从死人堆里搬了具尸体顶数。他挥手让俩兵把“尸体”抬出去，雾气一遮，小林健次就这么没了影儿。陈启明站在那儿，手揣兜里摸着学生证，啥也没说。

这事儿没藏多久。第二天早上，宪兵队清点俘虏，发现少了一个，立马查开了。陈启明被揪出来问话，站在指挥所后面那棵樱花树下，低头不吭声。那树是日军两年前种的，树干上还带着刀痕。宪兵队长指着他鼻子骂，他手指攥着学生证，边角都磨毛了。压力太大，他扛不住了，当晚一个人走到树下，掏出纸笔写了遗书，字歪歪扭扭：“见健次如见故土，可放了敌人就是辱国，我没脸活了。”写完，他掏出配枪，对着太阳穴开了一枪，倒在树下，血淌了一地。 陈启明这一死，捅了马蜂窝。第八军军长何绍周气得拍桌子，下了《战场纪律十杀令》，以后谁敢徇私，直接毙了。小林健次倒是命大，活到了战后，还写了回忆录提了这事儿，说陈启明救过他一命。可他毕竟是日军，战后靖国神社还给他立了牌位。2001年，陈启明家里人气不过，跑去日本打官司，要把牌位撤了，说这家伙不配跟陈启明的牺牲搁一块儿。那棵樱花树1976年枯了，剩个树桩，每年清明都有人放点饼干和羊羹在那儿，祭奠这段恩怨。 老兵们聊起陈启明，有人说他重情义，是个汉子；有人说他糊涂，放走敌人就是害自己人。这事儿在松山传了好多年，大家伙儿总爱问一句：“他这么干，到底值不值？”战争把人逼到这份儿上，情分跟职责撞一块儿，谁能说得清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