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春天，武汉东湖宾馆里，一场看似寻常的老友相聚，背后却藏着生死边缘的隐隐较量。 83岁的叶剑英元帅，身体已经不如从前，笑着对80岁的何长工开了个并不算轻松的玩笑：“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请自己去，我还有两个月呢！” 何长工听了，立马回了句：“那这两个月可得仔细着点。”一句话，两人笑了，笑里藏着太多无奈和硬撑。 叶剑英来武汉，是为考察地方经济，这一年，他的身体已经被帕金森病折磨了三年多，走路僵硬，说话缓慢，肺部也总是感染。 医生一遍遍劝他休息，可他哪里肯，硬是带着医疗组出门考察，何长工这边听说叶帅到了武汉，马上赶到东湖宾馆，想见一面，两人上次见面，已经是十几年前的事了。 见面那天，叶剑英穿着简单的灰色中山装，脸色略显苍白，走路也要人扶着。 他一边抬手招呼，一边笑着开了头：“你啊，比我小两岁，还敢说不中用了？”何长工赶紧笑着回敬：“谁还能跟你比啊，老头子还能下江南！” 说笑归说笑，何长工心里明白，叶帅的身体是真不行了，他那句“七十三、八十四”的话，不是没来由的。 这句老话在民间广为流传，说的是人在七十三岁和八十四岁这两道坎儿，最容易出事，叶剑英83岁零10个月，说得轻松，心里怕是也有点数。 这顿饭吃得不算轻松，席间叶帅几次咳嗽，医生轻声提醒他少说话，可他摆摆手，照旧谈天说地。 他讲起刚去山东烟台考察的事，笑着说：“那边的苹果好得很，吃一口，咬得嘎嘣响。”可说到一半，又咳了起来，身子一抖一抖的。 何长工见状，心里一紧，嘴上却打趣：“行啊，还能吃苹果，咱这身子骨比年轻人强。” 叶帅笑着眯了眯眼：“还能撑两个月，阎王爷再催，我也不着急。”这句话，让在场的人都笑了，可医生的脸色，笑不出来。 叶剑英的医疗小组早在两年前就提出过，希望他减少出差、减少外出活动，尤其要注意防止肺炎。 1979年，他被确诊帕金森病后，病情一年比一年重，特别是到1981年，已经发展到走路需要人搀扶，说话声音发颤，吃饭都得用特制的餐具。 免疫力下降后，肺炎成了常客，一感染就是高烧不退。 但叶帅性格倔，他总说，国家的事不能耽误，他亲自主持宪法修订工作，不顾医生反对坚持参加会议，还多次亲赴地方调研。 他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生死有命，咱干革命的人，怕过死？” 医生们只能尽量安排保障，比如出门配专车，随行带全套应急药品，每到一地，提前安排好医院。 可就算这样，意外还是时常发生，像这次东湖会面前几天，他在武汉小雨中巡视工地，回来后就低烧了，幸好抢救及时，没有引发更严重的问题。 何长工见到他时，正是叶帅状态最不稳的时候，两人聊了很久，从抗战谈到建国，从战场讲到经济。 他们谈起昔日战友，有的已经离世，有的卧病在床。，叶帅笑着说：“咱们算是剩下来的，得撑到最后。” 说到这，何长工沉默了一会儿，端起杯子碰了碰：“干一杯，不求长寿，只求不窝囊。” 屋里气氛突然沉了下来，只有外头东湖的水声细细的，叶帅轻轻点了点头，眯着眼慢慢喝了口茶，像是喝下了千斤重的岁月。 谁都知道，这次见面很可能是最后一次，医生不止一次在内部会上表示，叶剑英的病情到了不得不重视的阶段。 尤其是肺部，反复感染，一次比一次严重，一位随行医生后来回忆，说武汉那次，他们已经备好急救设备，只差开动了。 即便如此，叶帅坚持照原定计划完成了武汉之行，还抽时间见了地方干部，提出经济要“实事求是，别搞花架子”，语气坚定，听不出丝毫病态。 见完何长工后，叶帅坚持要到黄鹤楼转一转，工作人员劝了半天，他笑着摆手：“哪天走不动了，想看也看不到。” 一行人慢慢走到黄鹤楼下，他抬头望着楼顶，沉默了很久，像是把半生浮沉都装进了这一眼。 到了七月，叶帅肺部感染加重，不得不入院治疗。医生判断病情极为危险，但他坚持完成了山东烟台的视察，才肯回京。 回北京后，他几乎就没再外出了，此后几年，病情每况愈下，1984年肺炎加重，高烧不退，呼吸困难。 1986年更是三次发生心脏室颤，每次抢救都堪称与死神拔河。 1986年10月22日凌晨，叶剑英在北京医院病逝，享年89岁。 去世前的最后几个月，他仍然坚持看文件、关心国家大事。邓小平在悼词中评价他是“活到老，战斗到老的典范”。 那年东湖的一场对话，成了叶剑英和何长工最后的见面。 何长工后来回忆起那次谈话，说：“叶帅啊，笑着讲阎王，背后多硬气。”两位老人在生命的最后关头，用最轻松的话，说了最沉重的事。 一场见面，不止是老友重逢，更像是两个革命老兵对生命的最后告别。 他们用笑声掩盖病痛，用酒杯碰响岁月，用一段段旧事，抵挡住眼前不可避免的衰老与离别。 他们不是怕死的人，可谁又真能无所谓地看着时间一寸寸把自己带走？ 东湖那天的风很轻，叶剑英抬头望着远处湖面，眼里有光，像年轻时在战场上看到过的晨曦一样明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