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冬天，陈寿昌站在龙门山脚下，眼前只剩下四百来号人，个个衣衫破旧，枪也快打光了。他还以为中央红军在江西打得正红火，根本不知道，毛泽东他们早已经踏上了漫长的长征路。他一咬牙，拄着拐杖，拍着徐彦刚的肩膀说：“兄弟，红十六师，咱们自己再给它撑起来！” 山里的风跟刀子似的，刮得人脸生疼。陈寿昌把破棉袄裹紧了些，转头看了看身后这群弟兄——有的抱着枪蹲在石头上，有的正拿草绳绑快要散架的布鞋。炊事班老王从兜里掏出最后一把炒面，掰成碎末分给伤员。这哪像支正规部队啊，活脱脱就是伙叫花子。 “老徐，咱得弄点家伙事儿。”陈寿昌拿拐杖戳了戳冻硬的土地，“总不能让同志们拿烧火棍跟白狗子干仗。”徐彦刚正往土枪里灌火药，闻言抬头咧出满口黄牙：“山下李财主家新娶的儿媳妇，听说陪嫁带着二十条汉阳造呢！” 半夜里雪下得正紧，二十来个黑影摸到李家大宅后墙根。看家狗刚叫唤两声，就被炊事班老王用掺了烧酒的肉包子放倒了。陈寿昌踩着徐彦刚的肩膀翻进院子，突然听见厢房里传来留声机的动静，唱的居然是《国际歌》。推门一看，李家少爷正带着几个长工围着炭盆听唱片，桌上还摊着本《共产党宣言》。 这事儿后来被编成了快板儿：李少爷带着枪弹参军，新媳妇把嫁妆箱子改成了医药箱。方圆百里的长工们听说龙门山上有支“叫花子红军”，扛着锄头铁锹就来投奔。没过两个月，红十六师真就重新支棱起来了，虽然军装还是补丁摞补丁，可兵工厂土造的“龙门牌”步枪已经能打得响。 那年除夕夜，陈寿昌在篝火边上给大伙儿念刚收到的消息：中央红军在贵州打了胜仗。徐彦刚突然从兜里掏出个冻得梆硬的烤红薯，掰成两半塞给老陈：“当初你说要撑起红十六师，我还当你发癔症呢。”远处哨兵的身影在雪地里格外清晰，崭新的汉阳造枪管上落着细碎的雪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