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一位老人为了证明自己红军战士身份，来到北京找当年的政治部主任，但由于时间太久，对方已经不记得了，眼看希望就要破灭，老红军灵机一动说道：我是3号花机关呀。 一个穿着打着补丁棉袄的老人，站在中南海门口，手里攥着一封信，信纸已经被捏得起了毛边。 他的名字叫肖成佳，已是年逾古稀。 他站在警卫面前，语气诚恳却又带着几分急切：“同志，我是老红军，我找黄火青同志，有要事。” 警卫先是迟疑，扫了他一眼，又看了看那张泛黄的介绍信，犹豫地说：“你等一下，我进去问问。” 等的时间不短，风愈刮愈烈。肖成佳的脸冻得通红，双手却不住地在衣袖里搓着，他心里没底。 几十年了，他从来没真正证明过自己的身份，连村里人都只是半信半疑地叫他“老红军”。 可只有他自己知道，那段血与火的岁月，印在骨子里，是骗不了自己的。 他出生在江西吉安的一个书香门第，祖上几代都是读书人。 按说，他本该在私塾里念《大学》、《中庸》，考科举，成先生。 可时代变了，战火纷飞，十来岁的他在1929年偷偷跟着红军上了山。 他年龄太小，没法拿枪打仗，就被分进了宣传队。 别看他年纪小，那嗓子亮得很，能吼上几句红歌，又爱背几句标语，还能做些简单的话剧演出。 1936年的古浪战役，形势激烈，他却在途中被敌军俘了去，那年他才20岁。 关了几日之后，敌人准备押他转送时，肖成佳被人认出来了——是他的远房表叔，当地的一个地主势力。 消息传到家中，父母愣是变卖了些家产，托关系将他赎了回来。 这一赎，不光是命的转折，更是身份的断裂。 回到农村后，他再没机会重新归队，新中国成立之后，他本想主动登记老红军身份，结果登记站的工作人员翻来覆去找不到他的名字。 部队番号早改了，宣传队的名单也没保存下来，更难的是，那些熟悉他的人，不是在战场上牺牲，就是失联失踪。 几十年来，他在乡下当过民办教师、做过生产队会计，却始终不甘心。 他不是为了那点待遇或者荣誉，而是怕自己那段青春、那份信仰被彻底湮没。 终于，在1979年，他联系上了黄火青——当年红军政治部的主任之一，如今已是中央高干。 见面的时间很短，黄火青年事已高，精神却还清楚。 只是他翻了翻记忆，却始终想不起这个老人。 “你说你是宣传队的？”黄火青皱眉。 “是的，主任，我那时候年纪小，唱歌、背标语，我专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黄火青目光中带了几分惋惜：“可惜了，那时的名单早没了，我年纪也大了，记不住啊。” 肖成佳一听，心里凉了半截，嘴唇颤了颤，强撑着说：“主任，我……我是真的……要不，我唱一段？” 说着，不等对方回应，他便缓缓站起身，挺起脊背，忽地一声清唱响起：“红军是工农的子弟兵……纪律严明秋毫无犯……” 声音虽沙哑，却铿锵有力。 唱完，他有些喘，眼睛却死死地盯着黄火青。 那一瞬间，黄火青愣住了。他眯起眼，看着老人苍老的脸、消瘦的肩膀，忽然低声自语：“这段旋律……我记得，那时候唱这歌的，是个小孩……我们给他起了个外号……” 他猛地一拍大腿：“对了！三号花机关！你是三号花机关！” “是我！”肖成佳几乎哽咽，老泪纵横。 “我记得你那时候嗓子特别亮，连机关枪都盖不住你的嗓门，我们就笑你是‘花机关’……你唱歌一响，敌人还以为我们有支大部队。”黄火青哈哈一笑，眼角泛出泪花。 几天后，肖成佳终于拿到了红军老战士的正式证明，那是他等了整整四十年的身份。 拿到证书那天，他没有高声宣扬，只是在家门前支了一张桌子，泡了一壶红茶，坐在阳光底下晒着。 村里人来问：“老肖，听说你真是老红军啊？” 他只是笑了笑，说：“嗯……我是三号花机关。” 信息来源：百度百科——肖成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