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8年，外交天才顾维钧被迫回国与张润娥完婚，而他却在母亲房中躲了两晚，没想到第3天晚上张润娥找他同寝，顾维钧不肯碰她，她却说：“房间够大，床也很宽敞，你一个人睡足矣，从此沙发是我的。” 话音落下，房间里只余烛火摇曳的轻响。顾维钧望着眼前这个裹着红嫁衣的女子，烛光映得她眼底的倔强忽明忽暗。他满心愧疚，却又不知从何说起——留洋多年，他早已习惯了自由恋爱的思想，这场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姻，就像一副沉重的枷锁，压得他喘不过气。 张润娥转身走向沙发，嫁衣的裙摆扫过青砖地，发出细微的摩擦声。她动作利落地铺开薄毯，仿佛在整理一件稀松平常的家务事。“我知道你瞧不上我，”她背对着顾维钧，声音里听不出喜怒，“但既进了顾家的门，我也不会让你为难。”这句话像根细针扎进顾维钧心里，他张了张嘴，最终只吐出一声叹息。 此后的日子，两人在同一屋檐下过着近乎“分居”的生活。张润娥把家里打理得井井有条，每日晨起为公婆奉茶，傍晚操持饭菜，见着顾维钧也只是淡淡点头。邻里间开始嚼舌根，说顾少奶奶性子冷，新婚夫妻却像陌生人。只有张润娥自己清楚，她不过是把满心委屈都咽进了肚子里。 顾维钧常常借口公务早出晚归，有时甚至一连几日不回家。张润娥坐在空荡荡的新房里，对着镜子摘下珠钗，想起出嫁前母亲拉着她的手说“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她对着镜中人苦笑，原来自己的一生，早在媒婆的三寸不烂之舌间就定了局。 直到有一天，顾维钧接到紧急调令，要远赴重洋处理外交事务。临行前，他站在玄关处，望着正在为他收拾行李的张润娥，突然有些说不出的滋味。“此去不知何时归，”他犹豫片刻，“家中父母，还望你……”“放心，”张润娥头也不抬，“我既嫁进来，便会尽好儿媳的本分。” 顾维钧走后，张润娥依旧过着平静的日子。她会在天气好的时候，陪着公婆在后院晒太阳；会在深夜里，就着油灯为顾维钧缝补衣裳，尽管知道他或许永远不会穿。
几年后，顾维钧寄回一封书信，言辞恳切地表达了离婚的意愿。张润娥握着信纸，指尖微微发颤，最终只是默默将信叠好，收进木匣——这个结局，她早有预感。 离婚那日，张润娥换回素色布衣，对着镜中的自己细细描眉。走出顾家大门时，她抬头望着湛蓝的天空，忽然觉得身上的担子轻了许多。
这场有名无实的婚姻，让她尝尽了苦楚，却也换来了后半生的自由。而顾维钧，带着愧疚与解脱奔赴新的人生，却永远忘不了那个在婚姻里默默退场的女子，用自尊与倔强，书写了属于自己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