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柄手榴弹为什么被淘汰？ 1979年中越边境，硝烟弥漫的战场上，一名身材瘦小的战士紧握着那枚绿色的67式木柄手榴弹，屏息凝神。他是122师366团2营5连的何学高，身高不到1米6的南方小伙子，此刻却肩负着摧毁敌方高射机枪阵地的重任。在朔江战斗中，何学高的战友已伤亡殆尽，他自己也负了伤，但仍坚持冒险靠近敌人阵地。 当他刚准备投掷手中的手榴弹时，两名越军战士发现了危险，不顾一切地扑了上来。一个抱住他的腰，一个卡住他的脖子，同时试图抢夺他手中的手榴弹。何学高在搏斗中意识到自己难以挣脱，毅然拉响了手榴弹的引信，准备与敌人同归于尽。爆炸声响起，两名越军当场死亡，而何学高虽然右手腕和左手的两根手指被炸断，浑身是血，但奇迹般地活了下来。战后，他被中央军委授予＂战斗英雄＂称号，被誉为＂活着的杨根思＂。 在同一场战争中，代乃阻击战的彝族战士阿尔子日也书写了木柄手榴弹的传奇。作为39师116团2营机枪连排长，他凭借出色的投弹技能，一次次挫败了越军的进攻。阿尔子日平时训练中的投弹成绩都在60米以上，他利用这项技能，带着几枚手榴弹冒险接近敌军炮兵阵地，连续投弹摧毁了越军的两门60毫米迫击炮。 越军不甘示弱，采取低姿匍匐向阿尔子日的阵地发起冲锋。阿尔子日见状，竟跳上堑壕狂甩手榴弹。他精确计算着距离，等越军推进到60米范围内时投出手榴弹，让其在空中爆炸，使敌人无处躲藏。战友们专门为他准备手榴弹，拧开盖子，他则专注于投掷。整场战斗中，阿尔子日投出了上百枚手榴弹，杀伤越军50多人，自己却毫发无损。 这些67式木柄手榴弹在战场上的壮举，是其漫长发展历程的高光时刻。其实，中国的木柄手榴弹可以追溯到朝鲜战争时期。当时，志愿军使用的51式木柄手榴弹是仿制德国二战M24手榴弹的产物。美军骑兵一师士兵阿诺德曾回忆说：＂中国人的进攻是以手榴弹为核心的，他们以机枪和步枪压制我们的火力，然后快速突进到50码的距离，投出成片的手榴弹。＂在一次夜战中，阿诺德亲自踢开了志愿军投入他战壕的63枚手榴弹，但并非所有人都有这样的好运气。 到了60年代，随着中苏关系恶化和国际形势变化，中国军方调整了武器发展思路。他们预计未来可能爆发全面的＂人民战争＂，需要能够在各地小规模工厂甚至作坊里生产的简易武器。木柄手榴弹恰好符合这一要求，每枚造价仅需1-2美元，比无柄手榴弹便宜一半以上。这种战略思想催生了＂人手有弹＂的口号——现役军人每人配备40枚，民兵每人4枚。考虑到当时全国有2亿多民兵（约占人口的35%），仅满足民兵需求就需要8亿多枚手榴弹。 当67式木柄手榴弹在中越边境战场大显神威时，其实它的技术缺陷已经显而易见。这种由历史传承而来的武器，正悄然面临着被更先进武器取代的命运。而这一切，早在二战结束后就已有先兆。 苏联军方在战后迅速评估了手榴弹发展方向，他们认为木柄手榴弹只有两个优势：可以集束使用和投掷较为精确。但这些优势很快被新型武器所取代。随着反坦克手榴弹的大量装备，木柄手榴弹的集束使用优势变得无足轻重。苏制反坦克手榴弹不仅杀伤半径达到20米以上，还能炸穿0.5米厚的水泥墙壁和100毫米左右的装甲板，威力远超集束手榴弹。 苏军士兵更青睐无柄手榴弹的实用性。木柄手榴弹如RGD-33，加上预制破片弹套重达750克，长度为190毫米，一名士兵携带4枚就相当于3公斤重量，几乎等同于一支莫辛纳甘步枪的重量。许多苏军士兵不堪重负，只携带2枚手榴弹，大大限制了持续作战能力。相比之下，无柄手榴弹体积小、重量轻，便于携带，且爆炸威力和安全性能都优于木柄手榴弹。 中国军方其实也曾短暂走在技术前沿。在50年代，中国仿制了三种苏式无柄手榴弹，它们的性能都达到了世界一流水平。攻42（仿苏制RG42）从1956年到1961年生产了300多万枚，爆炸半径达20米，威力远超木柄手榴弹。防1（仿苏制F1＂柠檬＂手榴弹）在1959年至1962年间生产了370多万枚，爆炸时能产生300块左右的破片，速度高达每秒700米以上，有效杀伤半径惊人地达到30米。志愿军战士回忆说，在上甘岭战役中，一颗防1手榴弹＂在地面上就能炸出来2到3米直径的坑，如果扔的位置好，可以杀伤敌一个班的兵力＂。 最先进的是攻59（仿苏制RGD5），这是真正达到世界水平的优秀手榴弹。它重量只有310克，长度117毫米，装药110克，爆炸能产生350个破片，杀伤半径控制在15米。然而，由于价格较高（5美元一枚）以及制造要求大型工厂生产，最终只生产了35万枚。 相比之下，67式木柄手榴弹的缺陷日益明显。它重达600克，一名士兵最多只能携带4枚，而82-2式无柄手榴弹仅有260克，同样负重下可以携带9枚之多。更严重的是，67式爆炸产生的破片飞行不规律，有些破片在80米外仍有杀伤力，存在巨大的误伤风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