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开国少将甘祖昌请求总政：“我脑袋有伤，不适合当官，想回老家，去当农

1957年， 开国少将甘祖昌请求总政：“我脑袋有伤，不适合当官，想回老家，去当农民。“总政看他态度坚决，就批准了。 麻烦看官老爷们右上角点击一下“关注”，既方便您进行讨论和分享，又能给您带来不一样的参与感，感谢您的支持! 1957年的一天，甘祖昌穿过北京的初春微风，走进总政治部的办公室，神情平静，动作坚定，他递上了一封辞职申请，信纸不长，寥寥数句：“我脑袋有伤，不适合当官，想回老家，当个农民。” 这封信震动了不少人，身为新中国的开国少将，曾在多次大战中立下赫赫战功，本应在建国初期的干部序列中继续担任要职，却选择脱下戎装，回到泥土里去。 他的理由出人意料，却又沉稳得无法反驳，他说，自己在战争期间头部两度受伤，后来又在一次公干途中突遭车祸，脑震荡的后遗症时常让他感到晕眩、心悸。 他不愿因身体问题拖慢工作，也不愿浪费国家资源，他并不执着于军装和衔位，在他看来，真正的“为人民服务”并不一定非要在机关楼里完成。 甘祖昌的革命经历可以追溯到土地革命时期，从井冈山到长征，从抗日正面战场到解放全中国的铁流，他多次担任后勤指挥，负责武器修理、粮草运送等任务。 在枪林弹雨中，他学会了如何用最短时间补好一支步枪，如何从敌人封锁下护送给养到前线，他说自己不是上阵杀敌的猛将，却是把饭菜和弹药送上火线的人。 战争结束后，他担任军区后勤部部长，工作踏实，原则分明，他的办公室简陋，生活习惯一如战争年代，几乎没有多余开销，他不许家人享受特殊待遇，始终坚持公私分明。 身体的警报是一记重锤，他多次在深夜昏厥，诊断书上写着“间歇性意识模糊与头部疼痛并发”，组织希望他静养，他却说，这样的状态不适合担任任何行政职务。 申请归乡的心思在他脑中萌生已久，并非一时冲动，在新疆任职期间，他对改良畜种、农具使用、水利修建产生浓厚兴趣，常常走访偏远村庄，记录当地的农业结构，他说，这些东西回乡后一定能派上用场。 辞职申请最终获批，他只带了三只旧木箱和几只畜禽笼，坐上开往江西的慢车，那年春天，他和妻子、孩子回到了阔别二十余年的家乡莲花县。 他没有召开欢迎会，也没有人迎接号角，他穿着洗得发白的旧军服，走进村口的泥路，他种地、挑粪、修渠，什么苦活累活都干。 村里人看他带着孩子去田头拾牛粪，开始时议论纷纷，他没有回应，只是用实际行动告诉大家：只有从地里出发，才能真正改善生活。 甘祖昌熟悉工程图纸，擅长计算水量流速，他用铁锄带着村民挖排水沟，在冬水田修建暗渠，通过引流疏排，使得原本泡水的田块重新变得适合种植。 他还提出将村北那块名为“虎形岭”的荒地开发出来，他领着全家每天黎明出发，肩挑锄头，挥汗如雨，他曾说，这块地就像战争时的阵地，不啃下来，种粮指望就少一块。 最令人敬佩的是他的经济安排，他将七成工资投入家乡建设，修建了三座水库、四座小型电站和三条乡间公路，他为村民提供种子和化肥，资助困难家庭子女上学。 他带回来的约克夏猪和安哥拉兔，不是为了自己致富，而是为了发展全村的养殖业，他还请来被错误处理的技术员，安排他们参与水电建设，并保障他们的尊严和专业话语权。 当年那个每日只能点煤油灯的村庄，如今通上了电，夜晚温暖明亮，春耕秋收有了稳定水源，田里的禾苗再不用仰望老天爷施舍甘霖。 孩子们可以在课桌上学习，不再为了照明而烧柴火，他看着村庄一点点变化，不言功劳，只说“这都是大家干出来的”。 他的晚年清简依旧，一顶旧帽子、一根烟斗，是他最常见的模样，孩子穿的衣服打着补丁，家中没有一件洋气摆设。 他病重时，吩咐将余下工资用来购买农药和化肥，并托人分发到每一户农家，他走后，家中没有留下任何金银器物，只有一个用红布包裹的小木箱，里面装着几枚勋章。 甘祖昌一生，不以名为贵，不以利为重，他用双脚丈量泥土，用双手改写土地。 他选择在巅峰时退下，是因为他知道，真正的奉献，是在别人最不看重的地方持续耕耘，他的背影，消失在烟尘弥漫的村道上，却留下了难以磨灭的痕迹。 对此大家有什么想说的呢？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说出您的想法！ 信息来源：人民日报2018年06月05日——甘祖昌：将军回乡当农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