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身穿布衣，情报缠在腰间，趁着夜色趟过齐胸的河水，水凉刺骨，后面是搜捕队的枪声。
没人知道她已经潜伏了两年，更没人想到，她送出的这一份情报，30年后在一封电报里揭开了她真实的身份。
1932年，上海，十里洋场，表面纸醉金迷，实则暗流涌动，黄杰，这年27岁，早几年从黄埔军校毕业。
人前，她是个替人打杂的车站女工，人后，是共产党地下交通员，代号“桂青”。
她那几年常年改妆，假扮南洋华侨女学生、绣花女工、富家小姐，只为掩护她真正的工作，传情报。
她最危险的一次任务，就是将一份从香港带回的军事情报送至江西苏区，那年秋天，敌人封锁得狠，所有车站和渡口都盘查。
她没法走大路，只能从赣江上游绕行，情报就缠在她腰里，用油纸包着，外头再扎上一层布，像极了旧时妇女缠腰的护腹。
她换了身补丁衣裳，装作逃荒的妇人，在一个阴雨天清晨下了水。
河水急，泥底滑，水一上身她就打了个寒战，可她不敢慢，敌人已经在对岸搜查了，她要是迟一步，可能就成了“逆匪女特”。
她咬着牙，一步一步蹚过去，等上了岸，脸都没了血色，她不敢停，拖着腿继续赶路，走了两天才进了山。
到情报站的时候，她把腰间的包一解，才发现那道勒痕都渗了血。
这份情报事后被确认是刘伯承急需的一份战略部署资料，据说正是因为这份报告，红军提前预判了敌军转移兵力的意图，成功避开了一次围剿。
这只是黄杰众多任务中的一次，她本来是黄埔五期生，和林彪是同期，毕业后加入共产党，转做地下交通员，从不出现在正式名册上。
中共社会部有她的代号“桂青”，但没人知道她真名，她翻译俄文资料、搞联络、传物资，还曾冒名进入香港邮政系统，用加密电报联络延安。
有人说她是“女特工”，其实她从没开过枪，手里最值钱的东西是脑子和胆子。
时间到了1963年，那年北京在做党史资料整理，周恩来主持工作，着手核实上世纪三十年代的地下情报线。
一份电报送来，说某位代号“桂青”的地下交通员，早年曾参与沪港联络线，情报成绩多次获赞赏。
档案部门翻了半个月，终于找到黄杰的真实资料，这时候她早就退隐在四川某地，教书糊口，再也没动过那些事。
等工作人员找到她的时候，她正拿着课本教孩子识字，她一听要补登记，先是一愣，随即低声说：“都过了这么多年，还提它干嘛。”
但这些年，关于她的传说一直在民间流传，在四川德阳一带，有人说她当年是个女学生，背着资料走三天三夜送进陕北；也有人说她是刘伯承的小翻译，精通俄文，其实这些都是真的，只是没人能把她们拼成一个完整的人。
再说另一个女人，张露萍，1940年，她在军统内部做电报破译，她也是共产党人。
她没有黄杰那种“打头阵”的苦功夫，可她坐在电台后头，一个信号一个信号地抠，一点点把敌人的动向扒出来。
她传出去的一份情报，直接导致南京特务机关被清掉半边，戴笠气得当场拍桌子说：“我们窝里有鬼！”那鬼就是张露萍。
她用过加密电报，自己编密码表，和延安的密码员对接，一次，她用半文言、半俗语写电文，发出去后延安那边没看懂，她又用别的方式补了一份解释发回。
就因为这事儿，她差点被怀疑是“双面人”，后来证明是误会，毛主席还批了话：“这人，脑子活。”
张露萍最后被叛徒出卖，在重庆被捕，挺过了严刑拷打，死前没说出一个字。
她的电报记录在1970年代后被逐渐解密，直到1995年，一份国民党密档提到她，才被重新归入“烈士”名单。
这两个女人，一个是黄埔生，一个是密电高手，没在历史课本上多留几笔，可她们一个趟水，一个发电，都是地下工作线上的命根子。
她们的事在当年是不能说的，怕暴露，更怕牵连，情报部门的原则是“只记编号，不记姓名”，这也是为什么她们的名字迟到了几十年才见光。
渡河那事，在黄杰去世后才被她身边老战友提起，说那年她回来，脚上都泡烂了，瘸了半个月。
她嘴里还笑，说“亏得我没个胖身子，不然那包情报就泡汤了”。
其实，她们不是电影里的女特工，也没有演绎得那么漂亮，她们做的是最脏最险的活，穿的是最破的衣裳，说的是最土的话，可命却是最硬的。
有的死在牢里，有的活成了“老地下”，30年后的电报，只是个契机，让人记起，那些没有勋章的无名人，也撑起了大半段历史。
参考资料：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隐蔽战线的记忆》，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