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甘肃省酒泉的一个农民，在饥寒交迫下，终于闭上了双眼，这个曾经“身经百战 ”的西路军高级将领，隐姓埋名了二十多年，最终就这样客死异乡。 早年间熊家湾的地主比阎王还狠，收租子能把人骨头榨出油，熊国炳眼睁睁看着乡亲卖儿卖女，自家五个兄弟姊妹饿死三个。实在活不下去，他带着婆娘娃娃躲到太平山开荒。 1932年，他在山坳里撞见三个穿灰布衫的外乡人，领头的是红军的侦察员。那年头老百姓见着扛枪的就躲，可这几个兵不一样，帮着他砍柴挑水，说的尽是“打土豪分田地”的道理。 不出仨月，熊国炳领着百十号穷弟兄端了乡公所，这人打仗不要命，办事又公道，两年光景就当上了川陕省苏维埃主席。 要说他当官最大的爱好，就是蹲在田埂上和老乡唠嗑。有回碰见地主婆欺负佃户，他当场掏出匣子枪往桌上一拍，硬是逼着地主家退了三年租子。 1935年红军要过草地，上级给熊国炳派了个要命的任务——带着西路军往甘肃打。两万多人马顶着西北风强渡黄河，哪知道刚过河就被马家军的骑兵咬住了。 这些马队来去如风，专挑夜里偷袭，最惨的时候，战士们每人只剩六颗子弹，单衣草鞋往祁连山上撤。冰碴子混着血水冻在裤腿上，拿刺刀都刮不下来。
那年腊月，队伍在倪家营子被围了四十多天，熊国炳带着警卫班死守山口，眼瞅着战友们成片倒下。最后突围时就剩他单枪匹马，胯下的枣红马还被流弹打死了。 他连滚带爬掉进雪窝子，两条腿冻得跟冰柱子似的，愣是用刺刀扎着雪地往前挪了二里地。也是命不该绝，半道上遇见两个走散的炊事员，仨人扒着牦牛粪才摸出雪山。 1937年，甘肃地界到处都是马家军的悬赏令，熊国炳藏在牧民的帐篷里装哑巴，被盘查时硬说自己是马夫。有个好心的藏民半夜偷偷把他放了，他猫着腰在戈壁滩上走了七天七夜，饿急了连骆驼刺都往嘴里塞。 后来实在没辙，入赘给酒泉城外开饭铺的寡妇。新婚夜他蹲在灶台前抽旱烟，新娘子问话他光摇头——不是不想说，是怕连累人。 1949年酒泉解放那天，熊国炳蹲在城墙根看大军入城，当兵的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他拿草帽遮着脸，眼泪把补丁摞补丁的褂子打湿一大片。 第二年，政府登记退伍军人，他在表格“曾用名”那栏抖着手写下“熊国炳”，办事员当他是冒功领赏的老农，眼皮都没抬就按了“查无此人”的章。 三年困难时期，家里灶台冷得能结冰，老伴劝他去县里讨救济粮，接待的干部斜眼打量他：“您老要真是大干部，咋不上北京找朱老总？”这话像盆冷水浇得他透心凉。 夜里他蹲在院墙根抽旱烟，想起西路军两万弟兄的坟头草，心说新中国都站起来了，自个儿这条命算白捡的，哪还有脸给国家添麻烦。 1960年秋收刚过，熊国炳浑身浮肿得穿不上衣裳，临终前他从炕席底下摸出个油纸包，里头是川陕苏维埃的布告和半块银元——那是1935年出征时组织上给的盘缠。老伴要给他换寿衣，他摆摆手，攥着银元咽了气。 1986年酒泉编地方志，有个老党史工作者在旧档案里发现蹊跷：五十年代有个叫张炳南的农民自称当过红军主席，材料里记着“曾用名熊廷南”。 再往下查，川陕苏区花名册上“熊国炳”三个字赫然在列。工作人员跑到坟头前烧了份军史初稿，纸灰打着旋儿往祁连山方向飘——那儿埋着两万西路军忠骨，熊国炳总算归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