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8月9日，是南非一年一度的妇女节，在南非东开普省汉基村聚集了以总统为首的数千名宾客，还有大批当地群众，他们要给一位女性举行一场特殊的葬礼。这位女性已经死去186年了，当年，她在备受屈辱中死去时，才仅仅25岁。 萨拉·巴特曼（Sarah Baartman），1770年代出生于南非东开普省的科伊科伊族群。那时候，南非还是殖民者的天下，土著民族的生活被外来者彻底打乱。萨拉的族人原本靠放牧为生，但随着荷兰和英国殖民者的入侵，土地被抢占，很多人被迫沦为劳工或仆人。萨拉的早年生活没什么详细记载，但可以想象，她生在一个动荡的时代，日子过得并不容易。 到了18世纪末，她被带到开普敦，成了殖民者家里的仆人。当时的南非种族等级森严，土著人几乎没有地位可言。萨拉的命运从这里开始滑向深渊。1810年，一个叫亨德里克·塞萨尔的英国医生和他的同伙，看中了萨拉的身体特征——科伊科伊族女性常有的臀部突出和独特体型。他们哄骗她，说带她去欧洲能赚大钱，结果却把她变成了展览品。 萨拉被带到伦敦，成了所谓的“活体展览”。当时欧洲正流行“人类学”和“种族科学”，白人拿殖民地的人当研究对象，满足好奇心。萨拉被起了个绰号“霍屯督维纳斯”（Hottentot Venus），穿着紧身衣站在台上，供人围观取乐。她不会说英语，也不知道自己签了什么合同，就这么被当成动物一样展示。伦敦之后，她又被卖到法国，处境更惨，连基本人权都没了。 1815年，萨拉在巴黎去世，年仅25岁。死因至今不清楚，有人说是疾病，有人说是酗酒，但不管怎样，她的死跟长期的虐待脱不了干系。可悲的是，她的苦难还没结束。死后，她的遗体被解剖，脑子和生殖器被泡在福尔马林里，骨架和模型被法国自然历史博物馆收藏，公开陈列。她从活人展览变成了死后标本，继续承受屈辱。 萨拉的故事不是个例，而是殖民时代种族歧视和性别压迫的冰山一角。当时的欧洲人用“科学”当幌子，把非白人族群贬低成“低等生物”，以此为殖民掠夺找理由。萨拉的身体被物化，既是种族主义的受害者，也是性别歧视的牺牲品。她的遭遇反映了殖民者对土著文化的蔑视和对人性的践踏。 在南非，她的族人科伊科伊族几乎被殖民者灭绝，文化和语言也所剩无几。萨拉的悲剧是整个民族苦难的缩影。而欧洲那边，那些展览她、解剖她的人，却被当成“科学家”或“探险家”，没人觉得有什么不对。这就是那时候的现实——强者写历史，弱者连尊严都保不住。 萨拉的遗体在法国博物馆里放了150年，像个被遗忘的展品。直到20世纪后期，种族主义开始被正视，人们才重新关注她的故事。南非摆脱种族隔离制度后，曼德拉政府在1994年正式向法国提出归还萨拉遗体的要求。可法国那边拖拖拉拉，找各种理由推脱，说什么“科学遗产”之类的话。 这场拉锯战打了8年，直到2002年，法国才终于松口。南非人民没把这当成简单的遗体归还，而是看作对历史伤痛的正视。8月9日妇女节那天，总统姆贝基亲自出席葬礼，数千人聚集在汉基村，场面既庄重又感伤。这一天，不只是给萨拉一个迟来的告别，也是给南非人民一个交代。 2002年的这场葬礼，不是普通的悼念仪式。它在南非有特殊的象征意义。那年正值种族隔离结束后的第8年，国家还在从过去的创伤中恢复。萨拉的归来，像一面镜子，让南非人直面殖民历史，也提醒大家，种族平等和性别尊重的路还很长。 葬礼选在妇女节举行，也不是巧合。萨拉作为一个女性，遭受了双重压迫，她的安葬是对南非女性苦难的致敬。姆贝基在讲话中提到，萨拉的故事是“对我们人性尊严的回归”。她的墓地后来成了纪念地，吸引了不少人前来反思历史。 萨拉的故事不只属于南非，它在全世界都掀起了波澜。她的遭遇让人们开始质疑博物馆里那些“殖民战利品”的合法性。英国、法国这些老牌殖民国家，馆藏里有多少文物是抢来的？有多少像萨拉一样的受害者被遗忘？这些问题慢慢浮出水面，成了学术界和公众讨论的热点。 萨拉的归来，给南非带来了某种治愈的力量。她的葬礼不是为了控诉，而是为了和解。南非人用这场仪式告诉世界，他们愿意正视过去，但不会被过去绑住。这也是为什么葬礼上没有太多愤怒的声讨，而是更多对未来的希望。 她的墓地现在是个安静的地方，坐落在东开普省的山谷里。有人说，那里埋下的不只是萨拉，还有一段屈辱历史的句点。南非人民用行动证明，尊重个体，就是尊重整个民族的尊严。 萨拉的故事离我们并不远。今天，种族歧视和性别压迫换了新花样，但本质没变。看看网络上的身体羞辱，再看看一些国家对少数族裔的打压，历史好像总在重演。我们纪念萨拉，不是为了沉浸在悲伤里，而是要问问自己：这个世界真的比200年前好多少了吗？ 她的遭遇也提醒我们，博物馆里的展品背后，可能藏着血泪。那些冠冕堂皇的“科学探索”，有多少是建立在剥削上的？这些问题值得每个人去想一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