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杜月笙的四姨太姚玉兰外出打牌，突然感到全身发热，焦躁不安，她心中涌起了一股不祥的预感。匆匆回家后，她听到房内传来响声，赶进屋一看，姚玉兰已泪流满面。
1965年秋天的一个下午，上海法租界某处洋楼里飘着桂花香。
姚玉兰正和几位官太太在红木方桌上搓麻将，手边堆着五颜六色的筹码。
这位杜月笙生前最宠爱的四姨太刚摸到一张白板，忽然感觉胸口像被烙铁烫了似的，手指一哆嗦把牌掉在了青砖地上。
旁边穿绛紫色旗袍的李太太刚要打趣，却见姚玉兰额头上渗出汗珠子，脸色煞白得像糊窗户的棉纸。
几个太太慌慌张张要喊司机送医院，姚玉兰却攥着真丝手帕直摇头："我这眼皮子直跳，得赶紧回家看看。"
她踩着三寸高跟皮鞋往外跑，月白色旗袍的下摆扫过门槛时沾了灰都顾不上拍。
黄包车刚在杜公馆门前停稳，姚玉兰就听见二楼传来瓷器碎裂声。
佣人吴妈在院子里晾被单，瞧见四太太鞋跟都跑歪了还要往楼上冲，赶忙伸手去扶。
姚玉兰甩开她的手，拎着旗袍前襟三步并两步往楼上窜，珍珠耳坠子在脸颊边晃得叮当响。
推开雕花木门的瞬间，姚玉兰整个人像被抽了骨头。
十七岁的杜维嵩直挺挺躺在床上，平时总抹得油光水滑的头发乱糟糟糊在枕头上，嘴角还挂着白沫子。
床头柜倒着个褐色药瓶，地毯上散落着十几粒没吃完的安眠药，空气里飘着苦杏仁味儿。
穿白大褂的英国大夫用听诊器在杜维嵩胸口来回挪了三次，最后还是摇着头收拾医药箱。
姚玉兰瘫坐在波斯地毯上，攥着儿子逐渐冰凉的手，指甲深深掐进自己掌心。
她想起上个月在永安公司给儿子买的那件英国呢子大衣还挂在衣柜里，新上的樟脑丸味道都没散尽。
这事儿得从三天前说起，杜维嵩揣着最后两块银元去霞飞路理发，往常他都是去华懋饭店的洋人理发厅，这回手头紧才挑了家小铺子。
剃头师傅刚给他抹完生发油，就发现这位小少爷在镜子前掏了半天口袋。
最后杜维嵩红着脸说要赊账，剃头师傅当场扯着嗓子嚷："杜老板的儿子连剃头钱都要赖？"
围观的人群里不知谁嗤笑："虎父犬子哟！"杜维嵩扯下腕子上镀金的劳力士往柜台一摔，冲出店门时被门槛绊了个趔趄。
这事儿第二天就上了《申报》花边新闻，标题写着"杜家公子落魄记"。
要面子的杜维嵩把自己关在房里三天，等佣人发现不对劲时，安眠药瓶都见了底。
葬礼那天来了不少杜月笙旧部，花圈从灵堂摆到院子里。
姚玉兰裹着黑纱坐在太师椅上，听着和尚念往生咒，眼前全是儿子小时候的样子。
那会儿杜公馆天天摆流水席，小少爷要骑大马，十几个保镖排着队给他当马骑。杜月笙总说："我杜某人的儿子，就是要过神仙日子。"
可这神仙日子在杜月笙1951年病逝后就变了味，遗产官司打了三年，最后落到杜维嵩手里的除了几处房产，就剩些卖不出去的旧家具。
姚玉兰自己靠着变卖首饰度日，哪还管得住儿子在赌场一掷千金。有回杜维嵩在跑马场输光了钱，竟把姚玉兰陪嫁的翡翠镯子押给了当铺。
街坊邻居都说杜家小少爷是让钱烧坏了脑子。
他那些酒肉朋友听说杜家败落，渐渐都不来往了。
出事前半个月，杜维嵩还跟姚玉兰吵着要买新汽车，说以前的别克车开出去丢人。
姚玉兰摸着空荡荡的首饰盒直叹气："你爹在的时候，家里佣人倒茶都轮不上你动手。"
法医报告出来那天，巡捕房的人来做了笔录。
剃头铺老板听说闹出了人命，连夜带着那块镀金表来赔罪。
姚玉兰看都没看就把表扔进了黄浦江，溅起的水花还没个铜板大。
她开始整宿整宿睡不着觉，总听见儿子房里传来留声机的爵士乐——那是杜维嵩生前最爱放的《夜上海》。
转眼到了腊月，姚玉兰把杜公馆的佣人都辞了。
空荡荡的洋楼里，她天天拿着鸡毛掸子扫那些永远扫不干净的灰。
有天收拾儿子房间，在《三侠五义》连环画里发现张当票，上面写着"翡翠镯子壹对，当期三年"。
姚玉兰攥着当票蹲在樟木箱子旁边，哭得连站起来的力气都没了。
住在隔壁弄堂的张裁缝说，后来常见姚玉兰穿着素色旗袍去静安寺烧香。
有回看见她在功德箱前塞了厚厚一沓金圆券，嘴里念叨着"下辈子投胎到平常人家"。
寺里的知客僧偷偷跟人讲，姚玉兰捐的香火钱够重塑三尊金身菩萨。
当年跟着杜月笙打天下的顾嘉棠听说这事，特意从香港寄来封信。
信里说他在九龙开了家绸缎庄，要接姚玉兰过去养老。姚玉兰把信折成小船放进洗脸盆，看着它慢慢被水浸透沉了底。
她跟来送饭的吴妈说："我哪还有脸去见杜先生？维嵩在下面等着问我话呢。"
转年开春，姚玉兰把杜公馆卖给了个浙江来的茶叶商。
搬去苏州河畔小公寓那天，她只带了口藤条箱子。街坊看见四五个黄包车夫往外搬红木家具，最醒目的是杜维嵩房里那架德国钢琴，琴盖上积的灰比琴键还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