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一敌军少校被我军俘虏，连长刚想审他。怎料，这名少校竟从容地说：“同志，你级别太低了，我不能说，等会，你向上报代号902，就可以了。” 赵炜的故事要从二十年前的皖北农村说起，出生在贫苦佃农家庭的他，从小跟着父母在地主家帮工。 最深刻的童年记忆是腊月里跟着父亲去地主家求宽限租子，被管家用扫帚赶出大门的场景。正是这种屈辱感，让他咬着牙在私塾窗外偷听先生讲课，用树枝在沙地上练习写字。 村里老秀才看他机灵，偷偷教他打算盘、记账本，这才有了后来报考黄埔军校的底气。 1937年考进黄埔军校桂林分校时，赵炜已经23岁，这个年纪在同期生里算大的，但他格外珍惜学习机会。 每天天不亮就爬起来练习拼刺刀，熄灯后还躲在被窝里打手电看《孙子兵法》，教官在战术课上讲的"围点打援"战法，他硬是画了三十多张示意图才弄明白。 可惜1940年毕业时，没有背景的农村子弟只能分到补充团当见习排长，整天带着新兵挖战壕、练队列，连鬼子影子都见不着。 在1943年春天，在重庆朝天门码头等渡轮时，赵炜偶遇了军校同学朱建国，这个当年总考第一的优等生，如今穿着笔挺的中校制服，正在滇缅前线带兵。 两人在小茶馆里聊了整下午，朱建国临走时塞给他一本《西行漫记》，封皮上还印着被国民党查禁的标记。 那个夏天，赵炜把这本书藏在枕头底下，每晚就着煤油灯看到后半夜，书页上沾满了汗渍和灯烟。 真正让赵炜下定决心的，是1945年在沈阳接收日军投降时亲眼所见的情景，国民党接收大员们忙着强占日本侨民的房产，把医疗物资成卡车拉去黑市倒卖。 有次他去汇报工作，撞见后勤处长把本该发给伤兵的磺胺药偷偷塞给药材商，还美其名曰"战时特别处置"。 那天晚上，他摸黑找到朱建国留下的联络地址，在门缝里塞了张纸条："我要见你说的那位王先生。" 潜伏进东北保安司令部当作战参谋后，赵炜才发现情报工作远比想象中复杂，第一次传递情报时，他把作战计划抄在卷烟纸上，结果走到半路发现字迹被汗水洇得模糊不清。 后来学会用米汤写在《中央日报》中缝，晾干后根本看不出痕迹，有次最惊险的是1946年四平战役前，他冒险把国军部署图塞进饭盒，装作送饭的伙夫混出司令部，背后岗哨的盘查声现在想起来还冒冷汗。 要说最关键的贡献，还得数1947年5月那份绝密文件，当时杜聿明正在策划夏季攻势，作战处熬夜赶制了三套方案。 赵炜借着整理会议纪要的机会，把标着"甲字号"的真正主攻方向记在衬衫袖口上，那天正赶上瓢泼大雨，他装作肚子疼跑去诊所，在厕所里把情报转写成密码。 后来听联络员老周说，这份情报让东野提前三天在梅河口布下口袋阵，歼灭了国军两个整编师。 暴露的征兆来得很突然，9月中旬，往常每周碰头两次的联络员连续五天没出现，赵炜去约定好的杂货店买烟，发现掌柜换成了生面孔。 街角修鞋摊的老头也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个总盯着路人打量的年轻后生，最要命的是有天他去机要室送文件，发现自己的档案袋被单独摆在处长桌上，封口火漆有明显被揭开重封的痕迹。 逃亡路上，赵炜把最后的情报缝在内衣夹层里，从沈阳到赤峰的火车上，他装作商人买了十几包哈德门香烟，其实每包烟壳里都藏着缩微胶卷。 在锦州换驴车时遇到土匪打劫，他故意把装银元的包袱扔得老远，趁乱把贴身的文件吞进肚子。 等终于看见解放区哨所的红旗时，这个向来冷静的特工才发现自己的中山装后背全被冷汗浸透了。 被俘后的三天审查期里，赵炜反复复述接头暗号和情报网架构，当调查科王科长带着当年《西行漫记》的残页来对质时，泛黄的书页上还能看见他当年用红笔圈出的段落："红军战士给老乡挑水砍柴..."这个细节让在场所有人都红了眼眶。 后来在政治部填登记表时，他在"何时参加革命"一栏工整整写下："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那天的沈阳城。" 新中国成立后，赵炜转入总参某部继续从事情报分析，1964年我国第一颗原子弹试验时，他带着团队三天三夜没合眼，核对从西北传回来的每一组数据。 退休后住在干休所里，每天晨练时总爱在院墙边的老槐树下驻足，树干上还留着1948年解放军攻城时嵌进去的弹片。有回孙子问他这辈子最骄傲的事，老人眯着眼说："那年用半盒哈德门香烟，换了杜聿明五个主力师。" （信息来源：《中国共产党隐蔽战线研究》、《黄埔军校同学录》及赵炜本人回忆录《我的情报生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