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澳降半旗，灵柩盖国旗，作为一介商人，霍英东凭什么能享受“国葬”待遇？
1950年，鲤鱼门海峡。深夜，几艘货船悄无声息地穿过封锁线。
船舱里装满柴油、橡胶、药品。霍英东站在船头，看着远处的探照灯光束扫过海面。
港英政府的巡逻艇随时可能出现。被发现意味着船只被扣押，货物被没收，人员被逮捕。
风险巨大，利润微薄。霍英东选择了继续。
三年间，这样的运输进行了无数次。
每一次都是生死博弈。港英政府多次扣押船只，霍英东损失3艘大船。
警察殴打，住院治疗，财产损失。商业逻辑无法解释这种行为。
1952年，盘尼西林紧缺。
市面上出现大量假药。霍英东拒绝掺假，高价采购优质药剂，低价出售给大陆，账面亏损，风险倍增，理性商人不会做这种生意。
1953年抗美援朝结束，周总理见面时说了四个字："患难之交"。
这四个字背后是三年的冒险，三艘沉船，无数次惊险。
香港商界对霍英东的行为议论纷纷。
支持者认为有远见，反对者认为不理智，英国当局列入黑名单，生意受到影响，选择立场的代价开始显现。
1979年，霍英东投资2亿港元，建设广州白天鹅宾馆。
当时的2亿港元，相当于霍英东一半的身家。内地投资环境不确定，政策可能变化，汇率存在风险。
银行拒绝贷款，理由简单：风险太大。
霍英东只能动用自有资金，账户余额急剧减少，现金流面临断裂。
家族企业的稳定性受到质疑。
白天鹅宾馆的建设过程困难重重。
建材短缺，工人技能不足，管理体系缺失。五星级标准要求严格，每一个细节都需要重新培训。
成本不断上升，工期一再延误。
1983年，白天鹅宾馆开业，宾馆的确实现盈利，投资也获得回报，风险与收益最终平衡。
1980年代，霍英东继续在内地投资。
洛溪大桥、番禺大石大桥，4座桥梁总投资超过4000万港元。
基础设施项目回报周期长，风险分散困难。
每一个项目都面临同样的问题：资金需求大，回报不确定，政策风险高。
香港的同行选择观望，霍英东选择行动。
1990年代，南沙开发项目启动。
荒岛改造需要填海造地，基础设施建设，产业规划，总投资数十亿港元，超过霍英东此前所有投资的总和。
项目进行到一半，霍英东做出决定：以1元价格将南沙项目卖给国家。
数十亿投资化为乌有，商业逻辑完全失效。
香港商界震惊，投资者无法理解这种行为，股东质疑决策合理性，霍英东没有给出商业解释。
1993年，北京申办2008年奥运会。
霍英东奔走于国际奥委会，动用人脉关系，游说各国委员，申奥失败，努力付诸东流。
2001年，北京再次申奥，霍英东继续游说，这次成功了。
随即捐资2亿港元建设水立方。
奥运会是短期事件，场馆是长期资产，投资回报难以计算。
教育投资风险更大，1980年代设立霍英东教育基金会，累计捐赠7.6亿港元。
资助2000多名青年教师，投资期限长达几十年，这些投资不会有直接回报。
香港科技大学项目，霍英东捐资8亿港元。
大学建设周期长，成果难以量化，社会回报无法计算，纯粹的公益投资，商业逻辑彻底失效。
1997年，香港回归，霍英东担任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提出"出入境自由""港元流通"等意见。
获得大紫荆勋章的当天，霍英东已经75岁。
一生的投资账单摆在面前：数百亿港元投入内地，大部分项目没有直接回报。
2006年，霍英东去世。
葬礼规格引发讨论：一个商人为什么能享受国葬待遇？答案在于那些不符合商业逻辑的选择。
鲤鱼门海峡的货船，白天鹅宾馆的投资，南沙项目的转让，水立方的捐赠。
每一个决定都违背了，利润最大化原则，商人霍英东用一生证明了一个道理：金钱可以计算，立场无法定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