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澳降半旗,灵柩盖国旗,作为一介商人,霍英东凭什么能享受“国葬”待遇?
1950年,鲤鱼门海峡。深夜,几艘货船悄无声息地穿过封锁线。
船舱里装满柴油、橡胶、药品。霍英东站在船头,看着远处的探照灯光束扫过海面。
港英政府的巡逻艇随时可能出现。被发现意味着船只被扣押,货物被没收,人员被逮捕。
风险巨大,利润微薄。霍英东选择了继续。
三年间,这样的运输进行了无数次。
每一次都是生死博弈。港英政府多次扣押船只,霍英东损失3艘大船。
警察殴打,住院治疗,财产损失。商业逻辑无法解释这种行为。
1952年,盘尼西林紧缺。
市面上出现大量假药。霍英东拒绝掺假,高价采购优质药剂,低价出售给大陆,账面亏损,风险倍增,理性商人不会做这种生意。
1953年抗美援朝结束,周总理见面时说了四个字:"患难之交"。
这四个字背后是三年的冒险,三艘沉船,无数次惊险。
香港商界对霍英东的行为议论纷纷。
支持者认为有远见,反对者认为不理智,英国当局列入黑名单,生意受到影响,选择立场的代价开始显现。
1979年,霍英东投资2亿港元,建设广州白天鹅宾馆。
当时的2亿港元,相当于霍英东一半的身家。内地投资环境不确定,政策可能变化,汇率存在风险。
银行拒绝贷款,理由简单:风险太大。
霍英东只能动用自有资金,账户余额急剧减少,现金流面临断裂。
家族企业的稳定性受到质疑。
白天鹅宾馆的建设过程困难重重。
建材短缺,工人技能不足,管理体系缺失。五星级标准要求严格,每一个细节都需要重新培训。
成本不断上升,工期一再延误。
1983年,白天鹅宾馆开业,宾馆的确实现盈利,投资也获得回报,风险与收益最终平衡。
1980年代,霍英东继续在内地投资。
洛溪大桥、番禺大石大桥,4座桥梁总投资超过4000万港元。
基础设施项目回报周期长,风险分散困难。
每一个项目都面临同样的问题:资金需求大,回报不确定,政策风险高。
香港的同行选择观望,霍英东选择行动。
1990年代,南沙开发项目启动。
荒岛改造需要填海造地,基础设施建设,产业规划,总投资数十亿港元,超过霍英东此前所有投资的总和。
项目进行到一半,霍英东做出决定:以1元价格将南沙项目卖给国家。
数十亿投资化为乌有,商业逻辑完全失效。
香港商界震惊,投资者无法理解这种行为,股东质疑决策合理性,霍英东没有给出商业解释。
1993年,北京申办2008年奥运会。
霍英东奔走于国际奥委会,动用人脉关系,游说各国委员,申奥失败,努力付诸东流。
2001年,北京再次申奥,霍英东继续游说,这次成功了。
随即捐资2亿港元建设水立方。
奥运会是短期事件,场馆是长期资产,投资回报难以计算。
教育投资风险更大,1980年代设立霍英东教育基金会,累计捐赠7.6亿港元。
资助2000多名青年教师,投资期限长达几十年,这些投资不会有直接回报。
香港科技大学项目,霍英东捐资8亿港元。
大学建设周期长,成果难以量化,社会回报无法计算,纯粹的公益投资,商业逻辑彻底失效。
1997年,香港回归,霍英东担任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提出"出入境自由""港元流通"等意见。
获得大紫荆勋章的当天,霍英东已经75岁。
一生的投资账单摆在面前:数百亿港元投入内地,大部分项目没有直接回报。
2006年,霍英东去世。
葬礼规格引发讨论:一个商人为什么能享受国葬待遇?答案在于那些不符合商业逻辑的选择。
鲤鱼门海峡的货船,白天鹅宾馆的投资,南沙项目的转让,水立方的捐赠。
每一个决定都违背了,利润最大化原则,商人霍英东用一生证明了一个道理:金钱可以计算,立场无法定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