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德国军人把一名波兰女子送到慰安所，然后把她的双腿劈开，捆绑在凳子上，接着在她的面前摆放了一张镜，她只能看着镜子里的自己…… 安娜·扎瓦茨卡于1922年出生在波兰克拉科夫郊外的沃拉·拉齐绍夫斯卡，一个坐落在塞德龙河谷的小村庄。她的父亲扬·扎瓦茨基经营着村里唯一的小面包房，每天清晨，面包房里飘出新鲜黑麦面包和甜卷的香气，吸引村民前来购买。她的母亲玛丽亚是一位心灵手巧的裁缝，常用旧布料为邻里缝制衣物，补贴家用。安娜是家中长女，下面有两个妹妹索菲亚和海伦娜，以及一个弟弟塔德乌什。一家人住在一栋木屋里，屋外是连绵的田野和低矮的丘陵，生活虽不富裕，却充满温馨。 童年的安娜常在田间小路上奔跑，帮父亲送面包，或在母亲膝下学缝纫。她在村里的小学读书，成绩优异，尤其擅长文学，老师常夸她作文写得生动。她梦想成为一名教师，幻想着有一天能站在讲台上教孩子们读书写字。然而，20世纪30年代的波兰农村经济艰难，全球经济大萧条的余波让许多家庭捉襟见肘，安娜的梦想显得遥不可及。 1939年9月，德国入侵波兰，沃拉·拉齐绍夫斯卡的宁静被打破。德军飞机低空掠过，炸弹的轰鸣声震碎了村庄的安宁。安娜的父亲扬加入了当地的抵抗组织，藏匿传单，传递情报。某天夜里，德军突袭村庄，扬被士兵拖走，从此杳无音讯。17岁的安娜被迫挑起家庭重担，帮母亲维持生计，照顾弟妹。 1940年初，德军加大了对平民的控制力度。一天清晨，士兵闯入安娜家中，翻箱倒柜，指控他们藏匿武器。玛丽亚试图辩解，却被推倒在地。安娜和家人被押上卡车，村庄的木屋被付之一炬。在临时拘留营中，安娜因年轻力壮被选为劳工，而母亲和弟妹被送往别处。后来她得知，他们被送往奥斯维辛的毒气室，再也没有回来。 1940年7月的一个清晨，寒风刺骨，安娜被两名德国士兵从奥斯维辛集中营的破旧营房中拖出。她的双脚在泥泞的地面上拖行，经过铁丝网和瞭望塔，来到一栋简陋的木屋——一个专为德军士兵设立的慰安所。木屋外墙斑驳，屋顶的铁皮在风中吱吱作响，空气中弥漫着潮湿和腐臭的气味。 屋内光线昏暗，一盏破旧的灯泡摇晃着，投下斑驳的光影。房间中央摆着一张粗糙的木凳，表面布满划痕和污渍，旁边堆放着几圈麻绳和一面裂纹遍布的镜子。两名士兵将安娜推向凳子，其中一人用靴子踢她的小腿，命令她坐下。她试图反抗，却被一记耳光打得头晕目眩，只能跌坐在凳子上。 士兵动作粗暴，将她的双腿强行分开，用麻绳紧紧绑在凳子的两侧。 “看清楚你现在的样子！”一名士兵用蹩脚的波兰语嘲笑道，声音刺耳。安娜试图闭上眼睛，但另一名士兵抓住她的下巴，强迫她面对镜子。门被推开，更多的士兵走了进来，他们的笑声和粗俗的交谈在屋内回荡。接下来的几个小时，安娜的身体和尊严被无情践踏。士兵们轮番上前，用皮带抽打她的背部，或用拳头击打她的腹部，伴随着无休止的羞辱。当折磨终于结束时，安娜挣扎着爬到墙角，蜷缩在那里，试图用仅剩的意志力对抗绝望。 1945年1月27日，苏联红军解放了奥斯维辛集中营。安娜是少数幸存者之一，她瘦得只剩皮包骨，眼神空洞，几乎无法站立。解放当天，她坐在营房外的雪地上，裹着一块破布，看着红军士兵分发面包和水。她试图寻找家人的身影，但母亲、索菲亚和塔德乌什早已在毒气室中丧生。唯一的好消息是，她的小妹海伦娜在德国的一个难民营中幸存。 在红十字会的帮助下，安娜于1945年春与海伦娜在克拉科夫重逢。姐妹俩紧紧相拥，泪水浸湿了对方的衣襟。她们回到克拉科夫，却发现城市已成废墟，沃拉·拉齐绍夫斯卡的家园只剩焦土。她们在城郊的难民营安顿下来，住在一间拥挤的帐篷里，靠稀薄的救济物资维生。 安娜四处寻找工作，擦地板、洗衣服，任何能换来食物的活计她都接。最终，她在一家重建中的纺织厂找到了一份工作。工厂环境恶劣，机器轰鸣，空气中满是棉絮，但这份工作让安娜和海伦娜有了稳定的住所——一间狭小的公寓房间。每天晚上，安娜用破旧的炉子煮土豆汤，和妹妹分享一天的见闻。 在纺织厂，安娜遇到了卡齐米日·诺瓦克，一位在抵抗运动中失去左臂的退伍军人。他用仅剩的手臂帮安娜搬运布料，动作笨拙却充满善意。两人逐渐熟识，卡齐米日常带些额外的面包与她分享。1947年，他们在工厂同事的见证下举行了简单的婚礼。次年，安娜生下女儿，取名“希望”，象征她们对未来的期盼。 战后，安娜加入了幸存者协会，多次在学校和社区讲述自己的经历。她的声音虽低沉，却充满力量，提醒人们勿忘历史。1978年，56岁的安娜在家中安详去世。她的墓碑上刻着：“从地狱归来，带着爱与勇气。”女儿希望继承了她的使命，成为一名教师，将母亲的故事传递给下一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