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到1980年，陈永贵担任过5年副总理，分管农业工作。陈永贵在当副总理期间，不拿工资，不转农业户口，三分之一时间在北京，三分之一时间搞调研，三分之一时间在大寨参加劳动。虽然当了副总理，但陈永贵仍然是农民打扮，保持着艰苦朴素的作风。 陈永贵，一个地地道道的山西昔阳农民，能走到国务院副总理的位置，这在全国算是头一份。可别说，这人当了大官，骨子里还是老一套，农民打扮、粗布衣裳，从不讲究吃穿，这在北京高楼林立的机关大院里，怎么看都像个外乡人。 陈永贵1914年出生在山西昔阳县，小时候家里穷，穷得叮当响。地里种的粮食，一年到头都不够吃，日子苦得咸菜都不舍得多咬两口。小陈永贵早早地跟着大人下地，种地、打井、修梯田，啥粗活累活都能干。后来赶上土地改革，日子慢慢有了点起色。他当上了生产队长，能说会道，又能吃苦，渐渐地成了全村的主心骨。 有意思的是，这人当了副总理，户口还在大寨，工资也没领。事实上，陈永贵心里一直把自己当“庄稼汉”，不是啥“高级干部”。北京那帮老同事，有的开会一身西装革履，他呢，还是那身洗得发白的粗布衣服，脚下的鞋也是自己家做的布底鞋。 他这个人，头脑其实很灵活。到了北京做副总理以后，也没把自己和农民割开。该去地里调研还去，种地、挑粪、挖渠一样没拉下。其实要说他这个作风，在那个时候也有点“另类”，你想，一个国家副总理，和普通农民一样，天天围着土地转，放到今天，想想都觉得新鲜。 陈永贵在北京的那些年，说不上轻松。他常跟身边人说，“三分之一时间在北京，三分之一在外头跑，三分之一得回大寨下地。”光听着就觉得累，可他一点不嫌麻烦。有人问他：“你都这把年纪了，还折腾什么？”他嘿嘿一乐：“种地这点活，早晚得有人干，不能光靠嘴皮子。” 有一年，他正带队在北方农村考察，住的地方条件不太好，晚上屋里冷得直打颤。他倒好，铺一床褥子，穿着棉衣就睡了。第二天天没亮，他就起身去地里看庄稼，冻得鼻尖通红。村干部见了都劝他，“陈副总理，这天冷，别下地了。”他摆手：“我看着苗长得壮，心里就踏实。” 他这种“拼劲”，其实也是跟小时候穷日子磨出来的。要说这期间矛盾也不少。北京那边，有人觉得他“太土”，跟城市节奏格格不入。还有一些干部，私下嘀咕：“当官得有当官的样子，成天穿成这样，怕是镇不住场面。”但陈永贵不管那一套，开大会照样是旧布衣、旧帽子。有记者来采访，他倒是大大方方：“我这人，不会说官话，还是聊庄稼事在行。” 有一回，他专门去了南方调研，看到有地方种田方法特别新奇，还悄悄把土样和小秧苗带回大寨，回去后自己试着改种。这股“刨根问底”的劲，和北方那种老派干部真不一样。也有人说，他搞农业，真是拧得很，不服输，碰见新问题就一个劲儿琢磨，有时气得身边人都劝不住。 再说北京的“工资户口”这点事儿，当时也有不少人觉得稀奇。“不拿工资，这事能干长久吗？”有人私下里嘀咕。可他倒好，逢人就说：“钱不是最重要的，地在手里才是根。”有人觉得这是实在，但说到底，他当了五年副总理，这份坚持一点没变。 陈永贵最让人佩服的，还是在风口浪尖时那股子“犟劲”。七十年代末，全国农业学大寨的热潮起来了。说实话，那阵子，不管南方北方，村头巷尾都在谈大寨，搞梯田、修水渠、评工记分，学得有模有样。有人觉得这是农民翻身做主的大时代，自己人说了算，可有些干部却觉得压力山大，“天天喊学大寨，日子还不是照样苦？” 这场运动也不是没走过弯路。有人搬大寨的经验照本宣科，结果闹出不少笑话。北方那种山地搞得有声有色，搬到江南水乡一试，水田里硬生生修了梯田，大家一边干一边嘀咕，“这不是瞎胡闹么？”还有的地方，为了“完成指标”，硬是把粮食产量数字抬高了，后来被查出来，大家伙气得直挠头。 但陈永贵在关键时刻也不是光喊口号。他每到一地都说，“咱学大寨，学精神，不是死搬硬套。”他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不能走形式，啥地方有啥办法，别一个模子套到底。”可惜当时形势紧张，话说出去不一定都有人听。 到了八十年代，改革的风一吹，全国农村慢慢走向分田到户，过去那一套集体化的办法渐渐让路给新政策。陈永贵看到农村变化这么大，心里头不是没琢磨。他私下和熟人感慨，“咱这一辈子，就在地里头折腾，时代变了，干法也得跟着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