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0年，44岁的居里夫人起床去上课，学生朗之万一把搂住她：“5年了，我不想再等！我要立刻就娶你！”居里夫人满眼期待地点头同意。 可是这朗之万是有妇之夫，当他老婆珍妮·朗之万发现丈夫与这位大名鼎鼎的女科学家的私情，尤其是那些饱含深情的信件落入她手中时，珍妮没选择私下解决，而是直接捅给了媒体。 1911年秋天，就在居里夫人即将领取她第二个诺贝尔奖，化学奖的前夕，巴黎的报纸，特别是像《小新闻报》和右翼的《法兰西行动报》等，开始连篇累牍地报道这桩“丑闻”。 20世纪初的法国，社会风气相对保守。居里夫人，一位孀居的女性，而且还是个外国人，竟然和有妇之夫纠缠不清！ 这在当时的巴黎市民眼中，简直是道德沦丧。各种难听的字眼都砸向了她：“波兰坏女人”、“窃取法国家庭的犹太女人”。 舆论的矛头，齐刷刷地对准了这位曾被视为科学界圣女的女性。她的实验室外甚至聚集了愤怒的人群，高喊着让她滚出法国。 这场风波对居里夫人的打击是毁灭性的。她不仅要面对公众的唾骂，学术界内部也开始窃窃私语。 瑞典皇家科学院的一些成员甚至私下建议她，为了诺贝尔奖的声誉，最好不要亲自前来领奖。但居里夫人是谁？ 她骨子里的那股韧劲儿又上来了。她回信说：“奖项是授予我的科学发现的，我相信我的科学工作和私人生活之间没有任何关联。”她顶着巨大的压力，毅然前往斯德哥尔摩，领取了那份本该是纯粹荣耀的奖章。 这位曾信誓旦旦要娶她的男人保罗·朗之万，在关键时刻却退缩了。面对汹涌的舆论和妻子的决绝，朗之万选择了息事宁人。 他公开声明与居里夫人只是朋友，试图撇清关系，把所有的指责都留给了居里夫人独自承受。 玛丽亚·斯克沃多夫斯卡，这个日后响彻世界的名字，最初不过是华沙一个普通家庭里聪慧坚韧的小姑娘。 她的家境并非大富大贵，但父母都是教师，给了她良好的早期教育。然而，当时的波兰在沙俄统治下，女性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渺茫。 她凭着一股不服输的劲儿，先是当家庭女教师攒钱，资助姐姐去巴黎学医，然后自己也追随姐姐的脚步，来到了巴黎索尔邦大学。 在巴黎，她过着近乎苦行僧的生活，所有的精力都扑在了学习上。也正是在这里，她遇到了皮埃尔·居里，一位才华横溢却不善言辞的物理学家。 共同的科研理想让他们走到了一起。他们结婚，并肩作战，在那个简陋得像马厩一样的实验室里，从数以吨计的沥青铀矿渣中，像淘金者一样，一锅一锅地熬炼，最终发现了钋和镭这两种新的放射性元素。 他们共同获得了1903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那是科学史上的高光时刻。 然而，1906年，皮埃尔在一场意外的马车事故中丧生。留下玛丽独自抚养两个年幼的女儿，并接过了丈夫在索尔邦大学的教席，成为该校第一位女教授。 她把对丈夫的思念和悲痛，都化作了对科学研究的执着。一个人撑起一个家，还要在男性主导的科学界打拼，其中的艰辛可想而知。 丈夫去世后，玛丽承受着巨大的工作压力和精神空虚，而朗之万的婚姻也充满矛盾。相似的境遇和智力上的相互吸引，让这份感情悄然滋长。 尽管那场风波让她声名受损，但居里夫人并没有被打垮。她以超乎常人的毅力挺了过来，将所有的非议与痛苦，都化作了科研的动力。 她继续领导镭学研究所的工作，并将其发展成为世界一流的放射性研究中心。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她更是展现了惊人的爱国热情和行动力。她意识到X射线在战地医疗中的重要性，便亲自设计并改装了带有X光设备的汽车，被称作“Petites Curies”，并和女儿伊雷娜一起，奔波于各个战场，培训医护人员，用科学挽救了成千上万士兵的生命。 这份功绩，足以让她在法国人民心中重新赢得尊重。 居里夫人不仅是科学的拓荒者，更是慷慨的引路人。她对学生的培养不遗余力，其中就包括中国的严济慈、施士元等物理学家。 当年严济慈向她求教并希望进入其实验室工作，居里夫人热情接待，并把自己丈夫用过的石英晶体样品交给他研究。 她对严济慈说：“在科学上，我们不应该注重他是从哪来的，而应该看重他所做的事。”这种胸怀，远非那些用国籍和性别攻击她的人所能比拟。 她一生都在践行“科学不是为了个人荣誉，不是为了私利，而是为人类谋幸福”的原则。 发现镭后，她放弃了申请专利，将提炼方法公之于众，希望它能尽快应用于癌症治疗等领域。她曾说：“科学的探讨和研究，其本身就含有至美，其本身给人的愉快就是酬报。” 1934年，由于长期暴露在放射性物质下，居里夫人因再生障碍性贫血逝世。 信息来源：科学画报《居里夫人不为国人所熟知的另一面》 新京报《来，聊五分钟居里夫人：关于玛丽·居里的20件小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