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件代表了公众舆论的变化，或者更确切地说，信件代表了与西塞罗交往的人意见的变化。 有人委身于庞培或凯撒，其他人则像西塞罗一样犹豫不决，或者选择中立。 在庞培的要求下，西塞罗不得不说服庞培接受十护民官法律中的建议，即允许恺撒缺席，担任第二次执政官。 但在9月，苏尔索预见到战争的爆发，他写信给西塞罗说：“我认为你不会忘记，在政治冲突中，人们应该站在更光荣的一边。” 他暗示自己将投靠凯撒，因为凯撒的军队比他对手所能支配的任何军队都优越得无可比拟。 12月50日，他迈出了这一步，西塞罗却不赞成。 48年，恺撒抱怨西塞罗没有劝阻他，称他被古里奥的友谊所诱惑。 49年，他将敦促西塞罗，为了自己和家庭安全，不要加入庞培，他认为庞培的事业是失败的。 恺撒希望西塞罗像他一样把自己的利益放在首位：他很少考虑西塞罗自己的信念，他必须做出道德选择。 那时，西塞罗意识到他必须在诚实和邪恶之间做出选择，他不断地思考自己作为庞培的公民和朋友的责任。 西塞罗在四月写给塞尔维乌斯·苏皮修斯的信中写道：“对庞培的公民的澄清，对群体的明喻，对文献的训示，对逃亡的告诫。” 诚然，这是对斯多葛派的帕纳提乌斯的一篇论文的改编，那篇论文是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年写的。 他认为帕纳提乌斯的教学，至少是他自己选择的，也许是他自己修改的。 从青年时代起，西塞罗就深谙希腊哲学，在这一时期的一封信中，他不经意的一句话就暴露出他对斯多葛学派术语的混乱记忆。 西塞罗对阿迪克斯说，他的一切行为都是“有理有据的”。 在对斯多葛派伦理学的阐述中，他区分了圣人以其无误和不可动摇的智慧所执行的完美的公务，与普通好人的中等公务。 西塞罗不能声称自己是圣人，也没有资格证明任何行为都是可能的。 事实上，他已经在《共和论》中发展了一种理论，即理想的政治家是由最高的道德准则所指导的，这是他应该采取行动的标准，而庞培在这个标准上被发现是欠缺的。 因此，阿迪克斯要求他回忆自己的行为、言语和著作，并提醒他，在那项工作中，他已经把善意等同于诚实。 因此，应当使一切都服从于自己国家的利益。与庞培和凯撒不同，他在他的整个职业生涯中都遵循这一原则，因此他自己的良心支持他。 在《官员论》中，西塞罗从人们对社会活动的自然冲动中，推导出了正义的原则。他认为，只有在社会中，我们才能满足自己、家庭和其他亲人的需要。 正直的人有权考虑自己的利益，但不排斥他所依赖的社会的利益。人们对他人的义务与亲属或友谊的亲密程度成正比。 如果西塞罗在49年是按照他自己的教导行事的，他应该考虑到自己与家人和朋友的关系。 但西塞罗不仅仅是一个普通的公民：他是领事之一，在他自己看来，他是共和国的救世主。 他必须不辜负他过去的成就，也不辜负他的作品。 当阿迪克斯劝他学学马尼乌斯·雷丕达斯和瓦克修斯·图卢斯，至少在听说庞培在什么地方表态之前，留在意大利时。 他回答说，他们还没有给联邦提供那么多的担保，对他还有更多的要求。 作为凯撒的使节，他站在庞培一边，会招致凯撒更大的愤怒。 在以责任为标准的背景下，他要求阿迪克斯考虑他应该以什么样的形象出现，以及他可能在什么地方对国家最有好处。他应该扮演一个和平缔造者的角色，还是一个真正的战士？ 他告诉凯撒，前一个角色最适合他。 《官论》中所采用的教义与之类似，即在道德中“闪耀”的美，最显著的是在自我控制中，但也在可以归类为智慧、正义和勇气的行动中。 如果一个人不仅严格履行所有人都义不容辞的职责，而且始终如一地保持由于他的地位、天赋和他所追求的人生历程而属于他的各种角色，他就会表现出这种能力。 并非只有西塞罗需要维持这样的角色，战争一开始，他就提出，阿提库斯和皮杜卡乌斯虽然是平等的人，但他们的光辉使他们有资格像最高级别的人那样行事。 然而，阿迪克斯以中立的身份留在了罗马，他在写给西塞罗的信中显然预设了他有权选择一条不同于西塞罗的道路，西塞罗也没有责备他。 参考文献 [1] 西塞罗翻译思想的历史语境重读[J]. 刘芳.中国翻译,2016(02) [2] 西塞罗的翻译思想与修辞学的内在联系探讨[J]. 方仪力.外语研究,2013(03) [3] 西方政治思想史. (美)约翰·麦克里兰(J.S.McClelland)著;彭淮栋译.海南出版社,2003 [4] 西塞罗三论. (古罗马)西塞罗(MarcusTulliusCicero)著;徐奕春译.商务印书馆,199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