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锡鸿自小接受传统儒家文化教育，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平生最高理想。刘锡鸿

刘锡鸿自小接受传统儒家文化教育，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平生最高理想。刘锡鸿考取举人后加入郭嵩焘的幕府，成为郭嵩焘的心腹和好友。1875年马嘉理案后，郭嵩焘被任命为驻英公使，在郭嵩焘的提议下，刘锡鸿成为了驻英使馆副使和出使德国大臣，并兼任驻奥匈、荷兰公使，成为近代中国第一批走出国门的外交官。按说这种经历应该能让刘锡鸿像郭嵩焘那样认识到世界发展大势，看清列强的先进和清政府的落后。但实际上刘锡鸿却是晚清洋务运动期间最著名的反洋务派，是极端保守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 刘锡鸿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封建卫道士，华夷观念可以说是刘锡鸿一生的执念，用夏变夷是他始终无法放弃的决心。在出使法国期间，刘锡鸿经常“敝衣趿鞋，举止蹒跚，衣带飘舞，徒步出外”，尤其喜欢站在最高的桥梁上四处张望。随员怕出事劝他小心一点，他生气地说：“你等不知乃翁意，欲使外人瞻仰天朝人物耳。” 刘锡鸿坚持认为发展商业纯粹是“舍本逐末”之举，认为“官中多一商贾，即国多一蠢，民多一贼。岂政令不讲，民生不恤，而惟船炮机器之是恃，遂足治天下邪? ”，他反对使用机器，认为“一意讲求杂技，使趋利之舟车，杀人之火器，争多竞巧，以为富强，邃谓为有用之实学哉?”面对无法阻止的洋务浪潮，他只能退后一步，“如必欲用机器以壮军心，可令教操洋人代为购办，不必开局自制”，因为“募人学习机器，辗转相教，机器必满天下。其以此与官军对垒者，恐不待滋事之洋匪也。”“故仁义忠信可遍令人习之，机巧军械万不可多令人习之也。” 中国铁路之所以迟迟不能开建，与刘锡鸿的极力反对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在英国期间，曾有位波斯官员问刘锡鸿中国何以不造火车，刘锡鸿充满智慧地回道：“我们大清正计划在朝廷上制造大火车，这种火车不用煤，不用铁轨，却能一日行驶数万里。”波斯人对此迷惑不解，刘锡鸿解释说：“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此行之最速，一日数万里，无待于煤火轮铁者也。”1880年，刘铭传上了一道《筹造铁路以求自强折》，呼吁朝廷大修铁路以固国防，此折在朝野各方引发激烈讨论，刘锡鸿有针对性地上了一道《仿造西洋火车无利多害折》指出守国之道在于人和，并兼重地形之险，若造铁路，则不惟不设险，而且自平其险；铁路充裕国库纯属无稽之谈，“圣朝之生财自有大道，岂效商贾所为”；修建铁路可以便于朝廷查访民情更是不可理喻，“察吏之昏明，在精神不在足迹”；修建铁路会使“山川之神不安，即旱潦之灾易召”；修建铁路方便人员货物流通的同时，将导致“人心必增奢侈，财产日以虚糜”；修建铁路将引发民乱，“盖百姓此时愤心未平，一旦创造铁路，复毁其田庐坟墓，则众怒益甚，而伏莽之贼遂得借共杀英人之名，因众心以作乱。”最终，朝廷下旨，刘铭传之折“毋庸再议”，刘锡鸿的精神铁路战胜了刘铭传的实体铁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