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美国在以下关键且微小的现象中表现出明确信号时，可能标志其开始真正接受中国崛起的现实。 1. 美国智库与政策精英公开承认中国发展模式的可持续性。 若美国主流智库（如布鲁金斯学会、兰德公司）发布报告，明确承认中国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并非依赖“不公平竞争”或“制度漏洞”，而是基于庞大的市场规模、技术创新能力和政策执行力，这将成为认知转变的重要标志。例如，杨荣文指出中国文化的同质性与历史治理经验使其发展路径独特，而美国学界若开始系统研究并认可这种独特性而非简单归因于“威胁”，将反映深层战略调整。 此类报告可能进一步分析中国在电动车、5G等领域的技术领先并非“窃取”，而是长期投入的结果，甚至建议美国调整竞争策略而非单纯遏制。 2. 美国媒体主动淡化“中国崩溃论”并减少选择性报道。 若《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等主流媒体显著减少对中国经济“即将崩溃”的预测，转而客观分析其结构性调整（如产业升级、消费转型）的长期潜力，甚至承认中国在疫情期间供应链稳定的全球贡献，将显示舆论场的实质性转向。例如，彭博社曾反驳“中国通过欺骗崛起”的论调，若此类声音成为媒体共识，而非边缘观点，则表明美国社会开始正视中国崛起的必然性。 3. 两党对华政策辩论中“多极共存”成为主流话语。 当前美国对华政策被“遏制派”主导，但若国会听证会或总统竞选辩论中，两党议员频繁引用“多极世界”“战略对等”等概念（如邵善波分析的美国外交思维从单边转向多边国际主义），并提议在气候变化、核不扩散等领域与中国建立制度化合作框架，将预示战略思维的革命性变化。 基辛格式现实主义的复兴——即承认美国无法单极主导世界，需通过谈判划分势力范围——可能成为政策转折的象征。 4. 军工复合体公开质疑对华军事优势的可行性。 若美国防务承包商（如洛克希德·马丁、雷神公司）高管或军方将领在国会作证时承认，中国在高超音速武器、反卫星技术等领域的进展已难以被全面压制，并建议调整军备竞赛策略（如转向防御性部署或技术合作），将标志美国军事战略从“全面压制”转向“有限平衡”。 例如，米尔斯海默虽主张遏制中国，但其理论核心是“大国必然争霸”，若美国军方开始讨论“西太平洋力量平衡不可逆”（如俄媒报道的美国私下承认中国崛起速度超预期），则显示务实认知的萌芽。 5. 州级政府绕过联邦禁令推动对华合作 地方层面的微小突破可能更具标志性。例如，得克萨斯州或加利福尼亚州政府无视联邦对华技术禁令，主动与中国新能源企业合作建设电池工厂，或以“经济自治权”名义恢复孔子学院资助。此类行为若形成趋势，表明美国内部利益集团已超越意识形态对抗，选择务实利益优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