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傅作义的妻子被蒋介石扣押，地下党员说她被关在废弃军营，但不知消息是否属实，周总理指示：“那就劫狱试探一下！”
傅作义的妻子叫刘芸生。
傅作义在北平通电起义时，刘芸生尚在重庆，蒋介石还派了特务监视刘芸生，想让傅作义有所忌惮。
北平和平解放前夕，刘芸生打算乘坐飞机，去北平找傅作义，谁知她刚到机场，因傅作义已经通电起义，蒋介石气坏了，就派人拦截了刘芸生，并将她扣押，但刘芸生被关在何处，则无人知晓。
消息传到北平时，傅作义十分着急，因为他和刘芸生十分恩爱，他可不想看到刘芸生出事。已经起义的傅作义，只能把希望寄托在我党身上。
于是，傅作义就去找周总理求助。
周总理听说刘芸生被蒋介石下令扣押，认为我党有必要救出刘芸生，为此，周总理给重庆的地下党员发报，让他们寻找并想办法救出刘芸生。
但国民党逮捕刘芸生一事，属于绝密，重庆的地下党员打探多日，仍没有一点线索。就在众人毫无头绪之时，一个叫王福瑞的地下党员有意外发现。
王福瑞当时潜伏在重庆邮递局。
这天早上，身为邮递员的王福瑞，去给一个叫李余琪的特务送邮件，到了李余琪家，王福瑞发现李余琪的黑眼圈很重，而且哈欠连连，显得疲惫不堪。
从李余琪的精神面貌来看，他应该是熬了夜，而且不像是熬夜吃喝玩乐，更像是执行了什么任务。
因为王福瑞多次给李余琪送过信，与李余琪还算熟络，为了了解情况，王福瑞不动声色，半开玩笑似的对李余琪说：“老李，昨晚又去哪里喝酒了？”
听了这话，李余琪摇头苦笑：“我哪有那么好的命啊，这都是被那个女人害的。”
听到“那个女人”四个字，王福瑞内心一动。
之前，周总理曾给重庆的地下党员发报，让他们留意一下刘芸生的行踪，王福瑞对此也是知道的。联想到特务李余琪以前很少有熬夜执勤的情况，王福瑞怀疑，李余琪口中的女人，可能是刘芸生。
想到这，王福瑞就打算继续套李余琪的话，李余琪虽然精神不好，警觉性却很高，王福瑞正要继续追问下去，却被李余琪打断。王福瑞见状，也就不好继续追问，但他不死心，他决定跟踪李余琪。
到了晚上，王福瑞蹲在李余琪门口，不久，李余琪果然出门，因李余琪开了汽车，王福瑞跟了一段距离，就跟丢了。王福瑞不灰心，等到次日晚上，他就在前一天晚上跟丢的地方继续蹲守。
通过这种方式，王福瑞花了几天时间，终于发现了李余琪的去向，李余琪去了歌乐山脚下的一处废弃军营，他晚上去，次日凌晨回来。
王福瑞通过观察，发现这处废弃军营，关了一个女子，但他无法确定这个人就是刘芸生。
王福瑞只能向党组织报告这个情况。
党组织也无法确定刘芸生是否被关在这里，就打算派人混入其中，但因为废弃军营戒备森严，我党就无法派人打进去。如果贸然强攻的话，可能会打草惊蛇，一个弄不好，还会威胁刘芸生的性命。
在这种情况下，重庆的地下党组织，就只能向周总理汇报了。听说刘芸生被关在歌乐山的一处废弃军营，但不知这个消息是否属实，周总理想了想，就指示：“那就劫个狱，试探一下吧。”
1949年3月，香港的报纸突然大造舆论，说傅作义的夫人刘芸生已经被救了出来，还出现在了香港。
很快，这个消息就传到了蒋介石耳中，蒋介石听说刘芸生被救走，气得不行，连忙发报把重庆的特务头子骂了一顿。重庆的敌人一脸疑惑，因为据他们所知，刘芸生还被关着，怎么会出现在香港？
为了确定刘芸生是否被救走，重庆的敌人就派了一个车队去歌乐山的废弃军营了解情况。
到了这处废弃军营，敌人发现刘芸生还在，这才意识到“刘芸生出现在香港”的消息是假的。
而这，正是周总理的计划。
一直在密切关注这处废弃军营的地下党员，见敌人大张旗鼓地进入其中，连忙用望远镜观察，结果就看到了刘芸生，这样，地下党员才确定，这处废弃军营关押的人，就是傅作义的妻子刘芸生。
接下来的问题是，如何救出刘芸生？为了防止敌人狗急跳墙，进而威胁刘芸生的性命，地下党员就不敢轻举妄动，而是继续派人盯着这处废弃军营。
1949年6月，监视这处废弃军营的地下党员，发现有6个特务开了3辆汽车，驶进了这处废弃军营。
这个地下党员猜测，敌人可能要对刘芸生动手，就向党组织汇报情况。党组织知道后，就租了一辆卡车，然后载了一些木材，再把木材开到特务的必经之地上，随后把木材扔在地上，堵住了道路。
与此同时，2个特务把刘芸生带上了中间的一辆汽车，余下4个特务，则坐在最前面和最后面的汽车上，他们打算把刘芸生带到刑场执行枪决。
但走到一半，这3辆汽车被一堆木材堵住去路，前方还停了一辆卡车，似乎在装木材，6个特务被迫停下，有的还把头伸出窗外，想看看发生了什么。
谁知特务刚伸头，就被一把把手枪顶住了脑袋。
6个特务不敢反抗，只好束手就擒，地下党员由此成功救出了刘芸生。刘芸生获救后，先去了香港，随后几经周折，于1950年回到了北京，与傅作义团聚，见妻子安全归来，傅作义对我党很是感激。
